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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成的“妇人之仁”为什么容易惹人同情

归档日期:09-21       文本归类:安庆保卫战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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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5-25展开全部“以理学治军”是湘军区别于同时代其他军队的显著特点。从咸丰三年建军起,一方面,曾国藩任用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刘蓉等一大批儒生担任各级将领;另一方面。曾国藩非常注重对普通士兵的意识形态教化,咸丰八年,曾国藩创作集中体现“仁”这一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爱民”,要求士兵背诵传唱,做到“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然而,正是这支标榜仁义道德的军队,却一手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仅有的三次屠城暴行。

  第一次屠城:咸丰八年(年)四月,湘军李续宾部攻破九江,将城中近二万军民全部,李续宾的上司湖广总督官文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描述“城外勇冲杀而入,该逆(城内军民)无路可奔,叫之声惨不可闻,自卯至午,歼除净尽……尸骸堆积,流水腥红”。对于湘军平民,官文这样解释:“奴才(官文自称)等查九窟已阅六年,万余之贼顽梗负固,其中决无善类,设有胁从之民,必早投诚,设计逸出”(《清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二十册)。

  第二次屠城:咸丰十一年(年)八月,湘军曾国荃部攻破安庆,数万安庆军民被。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目睹了这次惨祸:“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髻龀以上皆死,……妇女万余俱为掠出”,“军兴以来,荡涤未有如此之酷者矣”(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曾国藩的亲信李榕也称:“通计前后援贼、城外垒贼、降贼及城中之贼实有四万余人,军兴以来,杀劫此为最重”(李榕:《十三峰书屋全集》)。

  第三次屠城:同治三年(年)五月,曾国荃部攻陷天京,湘军又一次大开杀戒,“沿街死尸十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三十二年后,谭嗣同去南京仍听当地人说“(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谭嗣同:《谭嗣同全集》)经过这一番杀 戮,南京变成了一座空城。

  为什么这些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湘军官兵,会如此灭绝人性?以前学者们论及此,多认为是“湘军领袖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怀着对太平天国的仇恨,进行报复”。今天看来,这样的论断有些简单化和抽象化,笔者梳理相关事实,认为湘军屠城大致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是消灭太平天国中坚力量。参与首义,来自两广的太平军官兵,被称为“老兄弟”,他们不但作战勇敢,而且意志坚定,极少被诱降。在湘军将帅眼里,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是所谓的“真贼”。咸丰十一年五月,湘军在安庆赤岗岭全歼刘玱林部(以老兄弟为主),清军将帅无不兴高采烈,曾国藩称“此次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使狗逆为之大衰,平日或克一大城,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页,岳麓书社94年版)。九江守军林启荣部、安庆守军叶芸来部以及天京守军,其主力正是两广“老兄弟”。破城后进行,成建制的歼灭“老兄弟”,一则可以极大削弱太平天事实力,二则能动摇其他太平军的战斗意志,对战局可以产生决定性影响。官文形容:“盖自北路五年连镇、高唐战功之后,未有如此次(九江屠城)之剿杀无遗,不留余孽者矣”,“经此大创,足以寒贼胆而伐贼谋。既可不留余孽并可灰其死守之心”。(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二十册,页,社科文献出版社95版)。湘军的暴行获得了满清统治者的赞许嘉奖,指挥屠城的主将李续宾、曾国荃因此获重赏:李续宾升任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曾国荃更是获封一等伯,荣耀无比。

  二是掠夺财物。与一般人认为曾国藩“厚饷养兵”,湘军士兵待遇优厚相反,由于缺乏稳定的饷源(只有湖南、湖北两省供饷),湘军一直处于缺饷的状态。九江破城前,胡林翼称“水师、鲍营、义渠各营尚欠十二三万两”(《胡林翼集》二,第页,岳麓书社99版)。安庆破城前,欠饷更加严重,“军饷已欠六个月,(胡林翼)日夜焦灼,无术可济”(《胡林翼集》二,第页,岳麓书社99版)。湘军中甚至出现官兵索饷哗变的情况:“守备徐歩鳌持刀索饷,尹中钰、潘中和、严正兴等,歃血要盟,闹索口粮”(《胡林翼集》一,第页,岳麓书社99版)。安庆破城后,曾国藩欲犒劳曾国荃部白银一万两,居然凑不齐,只好向曾国荃借钱(“弟处可设法办得四千金否”?《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页,岳麓书社94版)。在这种局面下,湘军将帅纵容官兵们通过屠城疯狂掠夺财物,以维系军心。攻破安庆时,“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而尽,不可取者皆毁之。……至剖棺以求财物”。攻破天京时,湘军一方面老弱妇孺,另一方面成年男子却“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甚至各棚厥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曾国藩心里清楚,要让湘军士兵为他命,动力还是在于“升官发财乐呵呵”(《水师得胜》,载于王定安:《湘军记》卷二十),而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

  三是主将泄愤。湘军攻打九江、安庆、天京三城采用的都是围困的方法;攻下九江,湘军用了十六个月(咸丰六年十二月——咸丰八年四月);攻下安庆,湘军用了十八个月(咸丰十年闰三月——咸丰十一年八月);攻下天京,更是用了二年有余(同治元年五月——同治三年六月)。长时间的围城战,湘军与太平天国的守军、援军展开了惨烈的反复拉锯,作为主将的李续宾(围困九江)、曾国荃(围攻安庆、天京)承担巨大的压力,倍受煎熬。咸丰七、八年间,陈玉成率太平军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攻入鄂东,迫使李续宾部在长江两岸来回奔波,狼狈不堪;曾国荃围攻安庆时几度被陈玉成部围攻,惊险万状,围攻天京时,在李秀成部的围攻下受伤,“当弟(曾国荃)受伤血流,裹创思痛,骑马周巡各营,以安军心”(曾国藩家书,载于《湘军志平议》)。这无疑使李续宾、曾国荃充满了对太平军的仇恨,城破之时,通过屠城来泄愤。正如曾国藩对曾国荃所说“屠城以泄其愤,迪庵(李续宾字)在九江亦是如此办法(《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页,岳麓书社94版)。

  湘军的三次屠城,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从战略全局看,这种残暴的行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这种滥杀使太平天国的老兄弟同仇敌忾,坚定了与清军决战到底的信念,尽管太平天国后期污浊、朝纲紊乱,大多数两广老兄弟还是与湘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使湘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另一方面,抢掠与放纵,严重的削弱了湘军的战斗力,类似李臣典(攻破天京的主要“功臣”)一夜“连御十女”而暴亡的例子绝非少数,故李续宾部在九江屠城后不久就在三河被太平军全歼;分赃不匀也加深了将领间的矛盾,军队的凝聚力消亡殆尽,曾国荃为利益争夺即先后与彭玉麟、鲍超、多隆阿等人发生矛盾,彭玉麟甚至一度要求曾国藩诛杀曾国荃,“大义灭亲”。曾国藩于攻破天京后,立刻奏撤湘军,除了打消清廷的猜忌外,也因为看到曾国荃部的种种混乱状况,害怕其重蹈李续宾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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