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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后期在政治及军事上作出了那些努力来挽救危局?

归档日期:09-15       文本归类:安庆保卫战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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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实行了一系列制度和政策,进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城外的破围战。到1856年上半年,除北代战争失败外,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等战场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又在扬州打垮了江北大营,在镇江和天京击溃了江南大营,从而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但是,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政权的巩固,相反,起义队伍中的各种矛盾和弱点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在太平天国内部,成分日益复杂,有不少地主、士绅、胥吏、商人以及游民、溃勇等被卷进来。其中有些是暗藏的敌对分子,有些是随风转舵的投机分子,还有相当多的人是被迫参加的。这些人在太平军中进行挑拨离间,煽动逃亡、叛变,甚至与清军暗通消息,企图从内部进行破坏,因此给太平天国带来很大危害。1854年在天京破获的由张继庚策划的叛乱事件,就是一项显著的事例。张继庚本为清朝廪生,太平军攻打南京时,他在城内参与组织反动武装负隅顽抗。太平军攻克南京后,他化名叶芝发,混入太平军北典舆衙,潜伏下来,散播谣言,挑拨两广籍和两湖籍战士之间的关系,妄图使太平军内部自相残杀。他串通潜藏的反动分子吴蔚堂等,拉拢收买了织营、土营、木营中的少数人以及水西等门的部分守军,并暗中与江南大营向荣联系,多次密送情报,约期在清军攻城时充当内应。1854年3月,太平天国及时破获了这起叛乱案件,张继庚及其同伙被捕处死。

  太平天国的绝对平均主义理想,无论在农村和城市中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获得实现,封建的生产关系虽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和破坏,但仍旧被保留下来或重新恢复。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就不可避免地同时具有封建的属性,而且这种封建性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愈益浓厚。太平天国颁布了一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礼制,从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间,等级非常森严。诸王出行,官兵必须回避道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否则就要受到严厉惩处。天王及诸王、侯都是世袭的。这些情况表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企图借助于封建的等级制,来保证他们的权威和巩固天国的秩序。

  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袖们的思想作风发生了变化。起义初期那种“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朴质的思想作风多被抛弃,代之而起的则是对权利名位和奢侈生活的追求。太平军进入南京后,立即大兴土木,把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天王府,拆毁了大批民房,动用了成千上万的男女劳力,“半载方成,穷极壮丽”,旋因大火烧毁。1854年又在原址复建,周围十余里,官殿林苑,“金碧辉煌”。“侈丽无匹”。东王府的修建也是“穷极工巧,聘心悦目”。至如冠履服怖、仪卫舆马等,都备极奢华。此外,天王还不断选取民间秀女入官。这些情况表明,太平天国领袖们在进入天京后,生活上的奢侈腐化已经相当严重。

  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宗派色彩日益明显。洪秀全僻处深宫,把许多精力用于宗教神学的著述,脱离了斗争实践,脱离了广大群众。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各自通过家族、亲戚、部属等关系,结成自己的集团,并各自控制一部分军队。杨秀清因掌握了大部分军政实权,所以“东府集团”势力最大。这些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尖锐。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了公开的分裂。

  杨秀清有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太平天国起义前期能够取得那样巨大的发展,是和他的领导分不开的。但是,随着起义的发展和个人权势的上升,杨秀清骄傲专横的倾向日益严重地表现出来,“威风张扬,不知自忌”。①他对太平军将士随意加以杖责或处死,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等地位很高的领导人都受过他的杖责。甚至因洪秀全粗暴对待妃嫔和女官,杨秀清竟借“无父下凡”,要予杖责。杨秀清这样专横的作风,扩大了他与洪、韦、石、秦等的矛盾。1856年8、9月间,江南大营被打垮,天京被包围的形势暂时解除,杨秀清乘机进一步扩大个人权势,“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万岁”。②洪秀全虽然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但立即密令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迅速返回天京。

  韦昌辉对杨秀清长期怀有不满情绪,但表面上却对杨阿谀逢迎,唯命是从。他的兄弟与杨秀清的妾兄争宅,他甚至要处其兄以五马分尸酷刑。韦昌辉讨好杨秀清的目的,是“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③在接到洪秀全的密今后,韦昌辉立即率领心腹部队3000多人于9月1日深夜赶到天京,包围了东王府,次晨将杨秀清及其眷属杀死。接着天京城内发生混战,太平天国优秀将领和战士两万多人死亡。经过这场屠杀,韦昌辉控制了天京,独揽军政大权,在天京造成恐怖局面。

  9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赶到天京。他回到天京后,责备韦昌辉不该滥杀。韦昌辉又企图杀死石达开。石达开闻讯后连夜逃往安庆,他在天京的一家老小全部被韦昌辉杀害。于是石达开调集在安徽的部队,进驻宁国附近,要求洪秀全惩办韦昌辉。韦昌辉的屠杀和专擅横暴,激起了天京广大将士的愤怒。洪秀全接受将士们的要求,于11月初杀死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多人,结束了韦昌辉对天京历时约两个月的恐怖统治。

  11月底,石达开回到天京。洪秀全命他提理政务,“合朝欢悦”。但是,洪秀全经杨韦事件之后,对石达开也存有疑忌,所以封他自己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以牵制石达开。石达开被迫于1857年6月离开天京,率部独立作战。他的这一行动,使太平军的兵力大大分散和削弱,便利了敌人的进攻。

  石达开率兵从安庆出发,起初在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活动,屡战不利。从1859年起,转战于湖南、广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多次击败清军,对这些地区的群众起义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他脱离天京后,毕竟是孤军作战,没有建立根据地,粮食、武器等补给困难,部队的战斗力日益削弱,军心逐渐涣散,分离、叛降的情况不断出现。1863年5月,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安顺场)陷入清军包围,屡战失利,伤亡惨重,部下只剩下7000余人,粮食断绝。石达开走投无路,自带五岁的儿子石定忠、宰辅曾仕和等入清营,希望以停止最后的抵抗来换取保全残部。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余部2000余人被清军于一夜之间屠杀净尽,其余已经遣散的也陆续被杀害。石达开本人被解赴成都凌迟处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辞气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之语”。①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它破坏了内部的团结,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损伤了元气,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而清政府方面则借机纠集一切反动力量进行反扑。太平天国形势急转直下,1856年底,武昌、汉阳重陷敌手,随后江西大部分地区也被清军攻占。清军重建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并于1857年12月攻陷镇江,围困天京。1858年5月,九江太平军守将林启容率部1.7万余人与清军进行激烈战斗后,全部壮烈牺牲。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后,形势顿挫。洪秀全提拔了与清军血战多年的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为各军主将。他们领导太平军奋力战斗,力挽危局。

  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扒阳镇(桐城县东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采取联合作战方针,同心协力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包围。9月,陈、李两军在滁州境内会师东进,攻破浦口,再次击溃江北大营,歼敌万余人,并进占江浦,浦口一带战斗的胜利,打通了天京与江北的交通,解除了江北清军对天京的封锁。洪秀全将江浦一带改称天浦省,派重兵驻守。

  正当太平军主力进攻江北大营时,湘军主力李续宾部在攻陷九江后,乘势攻入安徽,进逼庐州咽喉三河镇。11月初,陈玉成闻讯自江浦挥师西接,直插三河镇东南的白石山和金牛岭,包抄湘军后路。李秀成奉洪秀全之命,率部赶来支援。太平军乘大雾发起猛攻,李续宾部乱成一团,拼死突围,终不得出。经过激战,太平军摧毁湘军全部营垒,击毙曾国藩之弟曾国华等文武官员400余人和湘军数千人,李续宾自杀。这给曾国藩的湘军以沉重打击,他不得不承认:“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①

  三河大捷后,太平军士气重新旺盛起来,陈玉成、李秀成率部乘胜追击,围困安庆的清军不战而逃,皖北复为太平军所有。1859年3月,陈玉成联合捻军在庐州城外击溃清军,擒斩署安徽巡抚李孟群。在皖南,1858年12月,李世贤于宁国湾沚镇大破清军,杀提督邓绍良,扭转了不利的局面。在江西,杨辅清于1858年12月攻占景德镇,并屡败湘军张运兰部,牵制了曾国藩的兵力。天京上游局势,至此暂时得到稳定。

  1859年4月,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金田起义后,洪仁玕迫于清军缉捕,于1852年避居香港。他在香港亲身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又因与外国传教士往来较多,所受基督教的影响也较深。他到天京后不久,被封为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因为将领的不满,不久洪秀全先后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其余的也陆续封王。

  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方案——《资政新篇》。②在政治方面,他主张立政的关键,“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所谓“设法”,就是制定法律、制度。他指出立法的重要性,认为英国之所以成为当时“最强之邦,由法善也”。他反对“结党联盟”,针对当时存在分散、离心的倾向,强调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

  在经济方面,洪仁玕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事业,包括兴建铁路、公路、修浚何道、行驶轮船、兴办邮政等;发展金融事业,包括兴办银行、发行纸币、推广保险等。他还主张奖励民间开矿、制定火轮车、轮船及其他“器皿技艺”。

  在思想文化、风俗习惯方面,他主张设学馆、医院,建破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礼拜堂、育婴堂,禁庙字寺观,革阴阳八煞,除九流堕民,禁溺婴及买卖人口和使用奴婢,严禁鸦片入口。他还批判了那种“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学风,在《戒浮文巧言谕》中,主张“文以纪实”、“言贵从心”,提倡“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的浅明文体。①

  在外交方面,洪仁玕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外人不得干涉太平天国的内政和“国法”。

  洪仁玕的这些建议,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比起农民中原有的平均主义理想,这是一个大进步。他不仅重视中外文化交流和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若干有关政策。他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超过了同时代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但《资政新篇》除洪秀全表示大多赞同外,在太平军内部没有引起积极反应,也没有实行过。洪仁玕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没有任何渊源,它不是农民战争实践的产物,也不反映农民当时最迫切的利益和要求。

  太平军在浦口、三河的胜利,虽然使形势有了好转,但天京仍被江南大营包围。洪仁玕、李秀成等人商定了解天京之围的策略。1860年3月,李秀成出奇兵攻占杭州,迫使江南大营分兵前往援救,然后主动撤兵回师天京。4月底,李秀成、陈玉成等五路大军猛攻江南大营。5月,再次摧毁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帮办大臣张国梁率残部逃奔丹阳。太平军乘胜追击,连克丹阳、常州、无锡。清军节节溃败,张国梁在丹阳落水而死,和春在浒墅关自杀。6月,太平军又相继攻克苏州、嘉兴、松江等许多州县,开辟了苏南地区,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

  当太平军席卷江南、逼近上海的时候,上海的官僚、地主、买办大为恐慌,江苏巡抚薛焕派上海道吴煦向英、法领事请求派兵防守县城。外国侵略者这时完全撕破了“中立”的假面具,英、法公使宣布将协助清军“弥平一切不法叛乱,保卫上海”。①美国流氓华尔也向清政府的粮道、买办官僚杨坊提出一个组织洋枪队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薛焕、吴煦的赞成,并由他们供给军械和军费。华尔招募外国在华的一些亡命徒组成了洋枪队,于1860年7、8月间进攻松江、青浦,但遭太平军的痛击,连吃败仗,他本人也受了重伤。李秀成率军逼近上海城时,从天津撤至上海的英法联军帮助清政府抵抗太平军,停泊在黄浦江的英国军舰也向太平军开火。李秀成还想与“洋兄弟”取得谅解,竟严禁还击,致使太平军遭受重大伤亡,只得从上海地区撤退。太平军对上海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被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破坏了。

  1860年春夏间,当江南大营覆灭、太平军东征苏常时,曾国藩的湘军正加紧围攻安庆。安庆是太平天国和皖北捻军进行联系的纽带,也是屏障天京、保证粮食供应的战略要地。保卫安庆,对太平天国具有重要的意义。9月底,陈玉成、李秀成在苏州会商,决定按原定军事计划进行,分南北两路大军西征,期于次年3、4月间在武汉会师。1861年春,陈玉成率军从安徽入湖北,3月攻克黄州(今黄冈),逼近武汉。武昌城内一片混乱,湖广总督官文惊慌失措,官员纷纷逃避。在安徽军中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急得吐血,赶忙调遣湘军李续宜部自桐城驰援。当时,在汉口租界的英国参赞巴夏礼为阻止太平军进攻武汉,赶到黄州会见陈玉成,声明要保护武汉的商务,太平军“必须远离该埠”。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干涉,加上李秀成大军迟迟不来会师,安庆形势又日益吃紧,陈玉成放弃了进攻武汉,回师救援安庆。李秀成锐意经营江浙,对救援安庆抱消极态度。直到1860年11月,因江西、湖北一带的大批起义群众要求参加太平军,他才以招兵为西进的主要目的,留下主力部队防守苏、常,自己率领一部分军队从皖南经浙江转入江西。1861年6月进兵湖北,前锋攻占武昌县。李秀成在兴国会见了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金执尔加以阻挠和恐吓。当时陈玉成已从湖北折返安庆,李秀成终于放弃了进攻武汉的计划,率军从湖北撤入江西。

  太平军攻武汉、保安庆的战略决策未能实现,曾国藩认为已无后顾之忧,于是集中兵力围攻安庆。陈玉成屡次组织援军,在安庆外围与湘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终未能与城内守军汇合。1861年9月5日,安庆失守。从此太平天国在上游的重镇尽失,天京已无屏蔽。

  安庆失守后,陈玉成转移庐州。1862年初,他派部将陈得才、赖文光等率军3万人与捻军配合进军河南。这时湘军乘机扑向庐州,围攻与反围攻的激烈战斗在庐州进行了三个月。4月,陈玉成鉴于外援无望,弃城突围,到寿州时,被反复无常的团练首领苗沛霖诱捕,解送至胜保军营。胜保要他下脆,他怒斥胜保说:你本是我手下的败将,“我怎配跪你,好不自重的物件”。①胜保企图诱降,陈玉成大义凛然地回答:“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②6月4日,他在河南延津被杀害,年仅26岁。

  当陈玉成等部太平军与湘军争夺安庆时,李秀成、李世贤的军队由江西入浙江,到1861年10月间,先后攻克金华、处州(今丽水县)等城,控制了浙江中部。李秀成进兵攻克临安、余杭,围攻杭州。12月,太平军破杭州,巡抚王有龄自杀。李世贤部黄呈忠、范汝增也于同月攻克重要港口宁波。浙江和苏南成为太平天国最后两三年中的主要根据地。

  太平军占有苏浙,并不能弥补它在皖北战场和天京上游的损失,无法扭转军事上的不利局面。曾国藩派他的胞弟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部沿江东下,步步进逼天京。湘军水师也完全控制长江,掌握了军事上的优势。

  太平天国日益趋向衰落,危机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洪秀全陶醉于“爷、哥、朕、幼坐朝廷”,宗教迷信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一度将“太平天国”的国号改为“上帝天国”,随后又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他不能妥善地处理军政事务,而是“拿天话责人”,甚至说“认实天情,自然升平”。①李秀成、李世贤等将领对此表示不服,他们和洪秀全的矛盾逐渐加深。后期天京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洪仁玕的威望既不能服众,而其他的人或腐劣无能,或贪冒聚敛,或结党营私,天京官府无不广蓄财货。军队的将领各自据有地盘,“各顾自己,不顾大局”。②不少文官武将只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动以升迁为荣”。洪秀全等领导人未能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却采取滥封爵赏的办法,到太平天国失败时,封王竟达2700多人。从而使矛盾更加尖锐复杂,“人心格而不服,各心多有他图”。③

  太平天国后期,成分较前期更加不纯,纪律废弛的现象十分严重。新参加太平军的,有会党队伍,有土匪、地痞、流氓,还有大批清朝的败兵溃勇,如克复苏州收降了候补道员李文炳等率领的兵勇五六万人。太平军被严重腐蚀,烧杀掳掠、虐待百姓、逃亡叛降的事件已经常发生。太平军的一些将领也在蜕化变质,李秀成的部将纳王郜水宽、主管常熟政事的钱桂仁和骆国忠、主管苏州政事的熊万荃等都拥有大量财产。钱桂仁以种种办法聚敛巨额财产后,用黄金打成金狮、金凤各一对,献给李秀成,并为李秀成建造行官。

  苏、杭是地主阶级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他们采取各种各样手段顽抗太平军。浙江诸暨的大地主包立身纠集了一两万人的团练武装,盘踞包村半年多;湖州举人赵景贤牢团练据城困守,历时近两年。在苏南地区,团练武装的重要首领有:苏州的徐佩瑗,常熟的庞钟璐,无锡的华翼纶、杨宗濂,江阴的王元昌等。太平军对这些地主武装没有进行坚决,往往满足于招抚,结果地主武装得以保存下来,伺机蠢动。徐佩瑗、李文炳等人表面上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暗中仍受清朝官员的接济和指挥,并拉拢、勾结熊万荃、钱桂仁、骆国忠等,组成一个叛乱集团,策划在苏州一带发动叛乱。阴谋暴露后,李文炳、徐佩瑗被处死。

  苏浙地区的乡官,成分严重不纯。充任乡官的除劳动人民外,有,还有大批地主、绅士和依附地主阶级的人。在这些地区,县及县以下单位的政权仍主要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农民的处境没有多少改变。显然,封建土地关系也没有多少变动,太平天国仍旧执行与前期相同的土地政策,按亩征收田赋,肯定了“粮从租出”,允许地主收租,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据有关资料记载,苏南和浙江24个州县都是实行维持原来土地占有关系,允许地主收租的办法。在这些地区,还设立了官方或半官方的收租局,帮助地主收租,并规定“如有顽佃抗还吞租,即许送局追比”。

  这些保护地主的措施,遭到一部分太平军将士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激烈反对。太平军中有许多将士对佃农深表同情,他们支持农民的抗租斗争,或“任佃农滋事”,或“倡免捐之议”。①有的地区,农民拆坏收租局,殴打强行收租的田主或乡官。

  太平天国后期虽然开辟了苏浙根据地,但在这些地区内存在着复杂的矛盾斗争和严重的危机。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先后攻克600余城,席卷了半个中国,建立了与清朝封建政权对峙十余年之久的政权,沉重地打击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不朽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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