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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真的是中国历史上死人最多的战乱吗?

归档日期:08-05       文本归类:安庆保卫战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口已经达到了四亿多,太平天国之乱后,人口下降到3亿多,但并不是说人口真的就少了一亿,只是因为长年的内乱,户口登记系统造成了破坏,很多人口都从户口上消失了...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口已经达到了四亿多,太平天国之乱后,人口下降到3亿多,但并不是说人口真的就少了一亿,只是因为长年的内乱,户口登记系统造成了破坏,很多人口都从户口上消失了,但是这些人还在,所以当时人口仍然很可能还是四亿多。所以说太平天国之乱造成了人口大幅度减少,恐怕没有依据。

  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以前的中国人口,一直是一个无法揭开的谜,20世纪初清朝统计的人口数字,肯定也只是部分省区的人口数字,虽然20世纪早期有“四万万同胞”或“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之说,但是肯定是错误的,八国联军要求中国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意思就是每个中国人赔偿一两,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估计数字已经达到了四亿五千万,怎么可能到抗战以前的几十年都没有增长呢?何况四万万五千万也只是估计数,实际人口可能更高。

  那会不会八国联军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五亿,抗战前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了六亿了呢?展开我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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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义军在起义后的六年中,不过牺牲4千余人;然而内讧中的1856年,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千余人,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人。后来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样,真是厉害之至。“洪杨之变”导致了十几万人被杀。

  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后,杀害数十万人的生命;整个天京城3万多战士,无一投降,全部战死或者自杀。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有100万人,可曾剃头杀过10多年后,到光绪登基时,南京也还不到50万!

  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4000万人死于战争中],这是何等的残酷!到1911年全国恢复到3.4亿人。

  展开全部(“太平天囯”国号中的“囯”字是当年太平天囯的官方标准用字,后来郭沫若参照这个字造出现在的“国”字)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是清朝后期的一次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开始的标志是道光三十年(1851年)金田起义,结束的标志是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陷落,历时14年。这次起义开创了中国不少先河,例如中国农民起义第一次遭到中外势力共同、利用西方宗教发动起义等。领导人为洪秀全,称号为“天王”,首都称天京(即今南京)。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大笔军费和巨额赔款,全部转嫁给劳动人民,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由于五口通商,外国的工业产品涌进中国,质高价廉的工业产品,排斥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去生计。同时,地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使农民不堪重负。1840-1850年,广东、广西和全国许多地区,水灾、旱灾、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家破人亡,陷入绝境,使农民们对清政府的不满更加强烈。农民反抗斗争多达110次。特别是两广地区,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社会动荡更为激烈。

  在此期间,洪秀全被《劝世良言》中的单一神权思想和基督教的平等观所吸引,把基督教的平等观和中国农民的“天下太平”、“人人平等”的平均思想结合起来,用三年时间从事宗教理论建设,从农民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出发,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他宣传“皇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人们都是上帝的“赤子”,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他提出清朝最高统治者,实乃“阎罗妖”,世间“相凌相夺相斗相杀”,都是“阎罗妖”的罪过。同时期,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广大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宣传反清思想,开展拜上帝会的组织工作。1849年,拜上帝会众已达万余人。1850年前后,拜上帝会与地主团练的冲突日趋尖锐,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发动的。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3月,太平军转战到武宣东乡,洪秀全正式称“天王”;9月,太平军攻占永安州。在永安滞留期间,进行了休整补充和制度建设,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政治制度的雏形。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围桂林,克全州,入湖南。在全州战役中,冯云山战死。太平军转战湖南途中,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重要文告,阐明太平天国“扫除妖孽,廓清中华”宗旨,号召广大群众纷纷响应。湘江上的纤夫、船工;码头上的挑夫、搬运工;城镇中的铁匠、商贩、木匠;以及郴州、桂阳山区的煤矿工人,参加起义,太平军迅速壮大。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队伍增至50万,声威大振。2月,太平军水陆兼程,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都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进行了北伐和西征。1853年5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军进兵北京。北伐军出江苏,过安徽,进河南,渡黄河,入山西,直捣直隶,逼近天津,由于孤军远征,终于失败。洪秀全为了控制长江中游,确保天京安全,又派兵西征。1853年5月,赖汉英、胡以晃、曾天养率军溯长江西上,攻占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广大地区。在湖南境内,多次打败曾国藩组织的以地主团练为骨干的湘军。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又在天京外围展开了激烈的破围战,先后击破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在军事上达到全盛。1853年冬,制定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维持绝对平均主义,不可能付诸实施。但是,它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太平天国还实行男女平等;改革考试制度;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

  正当太平军在西征战场取得胜利之时,1856年8月,天京城内发生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杖责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的事件。洪秀全感到事态发展下去对自己不利,表面上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暗地里却密召在前线的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回京救驾。韦昌辉想借机谋取权利,立即率3000精兵赶回天京。9月2日凌晨,在秦日纲的配合下,包围了东王府,杀了杨秀清和他的全家,及部下和士兵2万多人。天京城内一片恐怖。石达开从湖北赶回,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想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只好半夜缒城逃出天京,石达开的全家老小都被韦昌辉杀了。韦昌辉的行为,引起太平军全体官兵和百姓的愤慨。11月2日,洪秀全诛杀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余人,平息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内乱。韦昌辉被处死后,石达开应召回京“提理政务”。洪秀全经过“天京事变”,对石达开也不信任,于是封洪仁发和洪仁达为王,钳制石达开。石达开既无实权,又心存疑虑,1857年6月,率领10万精兵远走西南。石达开的队伍孤军奋战,1863年6月,被清军围困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天京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入衰的转折点。

  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使太平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向防御。清军乘机反扑,攻占了长江中下游许多地方,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京。洪秀全为重振国威,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委以重任。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会议。各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攻破浦口歼敌万余,再次击溃江北大营。11月,在安徽三河镇全歼湘军精锐6000余人,迫使清军从安庆撤围,稳定了天京上游的局势。

  1859年,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主张“权归于一”,反对“结党联盟”;广开言路,“上下情通”。效法西方,兴办工矿交通和金融事业;准许私人投资,雇佣劳动;奖励民间制造器皿技艺,准其专利自售,中外自由通商,平等往来,兴办学馆,建立医院,设立社会福利机构。《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1860年上半年,李秀成、陈玉成部捣毁江南大营,并开辟了苏南根据地。1861年9月,安庆失陷。次年5月,陈玉成败走寿州,被俘就义。太平天国西线陷入无法挽救的危境。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同清政府互相勾结,共同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坚决地同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先后重创“常胜军”、“常安军”、“常捷军”,并将华尔打死,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安庆失陷之后,太平军在江苏、浙江的根据地也相继失守,只剩下天京及其周围小块地区,这时,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形势日益危急。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另辟根据地的主张,被洪秀全拒绝。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湘军挖掘地道,用火药轰塌城墙,经过激烈巷战,天京陷落。大部分太平军将士壮烈牺牲,少数人突围。幼天王和洪仁玕在江西被俘,英勇就义。李秀成在天京突围时被俘,被曾国藩杀死。太平军余部转战大江南北,一直奋战到1868年。

  中国历史上这场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后奋战17年多,纵横18省,威震全中国,最终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其疆域最广阔之时曾占有中国半壁江山。因此它有着当时时代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洪秀全在这次起义假借了当时从西方宗教传入的新兴宗教基督教,亦使一般老百姓感到新鲜。这可能与当时老百姓希望求变的思想有关。

  太平天国的理论纲领都包括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几本书之内。然而,很出奇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虽然声称结合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但他其实对基督徒一无所知。他的思想,其实全部源于当时的中国籍传教士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后来有外国传教士知道了这件事,试图向他讲述圣经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为异端。不过,洪秀全这些非基督教亦非儒家的“三及第”思想,对于当时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群众有着很大的号召力。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解决生产资料与产品分配的革命纲领,体现了农民阶级要求废除旧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

  《资政新篇》是干王洪仁玕在后期提出的中国第一套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愿的政治纲领,由于客观上周边环境的恶劣与主观上农民阶级的漠视而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另有意见认为,太平天国存在本质上的缺陷,进步的表征底下存在理性的倒退。政治上,太平天国由神权与王权结合,朝中不但阶级森严,为王为官者的为所欲为,更甚于儒家思想约束下的朝廷。文化上,太平天国对固有传统文化完全推倒,对传统知识分子仇视。洪秀全等王定都天京后,生活糜烂腐化,朝政纲纪紊乱,圣灵乱封。制度上,天朝田亩、资政新篇等纲领只属纸上谈兵,从未有认真推行,亦不见有任何成效可言。至于所谓“开放科举考试予女子应考”等进步政策,大多仅存在于野史传说之中。

  这个政权在历史上存在非常大的非议,他的“先进性”并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赞同;太平天国被认为是建立在欺压人性基础上的另一个残暴的政权。洪秀全本人也并不被认为是理解基督教教义。他的所有的政策都没有得到过成功实施。事实上,这更加倾向于一个农民暴力政权。

  圣库制度是太平天国创立的第一个经济制度。这个制度是伴随着太平军金田起义而同时产生的,直到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圣库制度也随之泯灭。当太平军创兴之时,圣库制度对保障部队供结、吸引贫苦农民参加革命和保证军事纪律等方面,都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定都天京后,洪杨等人又把城市人民的经济生活也纳入圣库的供给范围。而且一度要求以“人无私财”的原则施之于民间,这就走过了头、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显然是错误的和行不通的,其消极作用便逐渐暴露出来。

  太平天国无论军中或城乡都编立军伍。地方政权每一万三干亲家设一军帅,下辖师帅、旅帅.卒长,最基层的组织单位领导称两司马。从每军到两司马按规定都没有圣库。在“天朝”则设“总圣库”主管财物。 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启,在它的中央机构中设立“总圣库”、“总圣粮”,俱各正副、又正副官四员,“职同检点”。其下分设备典官任其事。

  太平天国圣库的物资来源,约有以下五方面;一是起义初期持上帝全会众交给圣库的银粮衣物;二是打败清军或攻克城镇缴获的战利品;三是各处城乡人民的员献和对富户派大捐、打先锋所得的财物;四是“科派”、田赋与工商税的收入;五是百工衙的生产品等。天京城中设立的百式衙与诸匠营,是圣库物资的重要来源之一。

  建立在人无私财的原则基础上的圣库供给制度,在太平天国革命初期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它首先是吸引了贫苦农民群众踊跃参加起义。其次,圣库制度保障了太平军的供给,也鼓舞了他们的斗志。战士们的家属在天京,有圣库解决生活问题,因此无后顾之忧,能专志于“杀妖取城”,为开创太平天国的大业而斗争。第三,一切缴获交归圣库,保证了太平军良好的纪律,也使军民关系融洽。太平军纪律之优良在农民起义中为人所盛称,特别在前朗更是如此。第四,在天京这样长期被清军包围的城市中,实行圣库供给制有它特殊的意义。圣库制在保卫天京和镇江等军事重镇中,起到了军民同甘共苦,民心稳固不懈的巨大作用。

  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看,私有制度还处于方兴未艾之时,任何一种想改变这种客观趋势的平均主义的思想和制度,都只能是被剥削者的美好幼稚的空想。如要求在实践中长期推行,无疑将会退到阻碍和破坏。从人们的意识形态来看,几千年的私有观念,也绝不是《太平条规》中禁止私藏金银和天王诏令、东王诰谕中要求“公心和傩”的说教所能改变的。农民虽然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革命性,但正因为他们是农民,私有观念和发家致富的愿望是浓厚的。他们并不满足于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度。因此,圣库制度在实施中,便遇到愈来愈多的主客观困难。它应该随着情况的发展而作合理的改革,把这种起义初期的供结制度转变成较为完善的财务制度,以适应新的需要。但是,没有材料证明太平天国对此作出过重大修正,而是任其自流演变,最后终于被破坏和变质了。

  破坏圣库制度的,首先是太平天国领导阶目的封建特权思想和物质享受无度。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便自视力天下万国之主,天京被称作“小天堂”。大建宫室,穷极壮丽……。虽有圣库专管财物,但对诸王与高级官员却没有限制,这无疑是对至库制度原则的一种破坏。 这说明在太平天国最高领导阶层中,封建享受思想何其浓厚。在韦昌辉的眼里,圣库何尝还有平均平等的公库原则,只不过是封建帝王的私财和任意支配的内库而已!洪、杨虽然口头上也讲“节用而爱民”的道理,但进入大城市后,讲享受与排场,挥霍公共财物的奢靡之风,象病疫一样地滋长起来。

  太平天国对农村的社会组织,按照太平军编制进行了改组,即以军、师、旅、卒、两司马为编制。

  太平天国的各级职官,分为朝内、军中和地方乡富三种。规定每年一保举,三年一升贬。

  太平天国的教育是以宗教形式进行,每二十五家设一礼拜堂,礼拜堂兼学校。 关于司法,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军设“典刑法”官二人,一正一副,以师帅、旅帅兼任。不过,民间凡有民刑讼事,开始还是由两司马调理,如不能平息,则逐级复审。

  其一,太平天国运动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是农民阶级的伟大创造,给予了农民阶级一定的物质利益,反映了农民阶级渴望自由、平等的强烈愿望。《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纲领性文件,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者第一个有关分配土地的具体方案,体现了平等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资政新篇》批判重本抑末,尊重科学技术,提倡兴办企业,主张工商谋利,鼓励私人资本,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其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局。

  其二,定都天京后,积极地实施对外贸易政策,并开展正常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方针是积极开发,平等互利,独立自主,与清政府闭关自守,投降媚外,丧权辱国等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对鸦片输入态度很强硬。1854年,杨秀清在致英使的信中谈到通商时写道:“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立埠之事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给侵略者当头一棒。1863年,上海港出口茶叶为1200万磅,比1858年翻了一番。1862年,在上海报关的轮船180艘,上海港进口关税收入为3370114两,两码头收入51960两,极其繁荣。

  其三,初步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从金田起义揭竿而起,就把斗争矛头指向清王朝。在意识形态方面,把矛头指向了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倡平等思想。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斗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至于反帝斗争,旗帜也非常鲜明。洋枪队头子华尔、法国提督卜罗德死在太平天国战士的刀下。1862年,有一个外国侵略者来南京向洪秀全建议,协力击败清军之后,平分中国。洪秀全当即严词驳斥:“我争中国,意欲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这充分体现了其爱国主义立场。

  其五,19世纪中期,亚洲出现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太平天国运动同波斯,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共同打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

  1. 腐败的封建统治和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统治更加腐败。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百姓。不堪忍受煎熬的劳苦大众纷纷起义。

  3. 自然灾害严重。1846年至1850年,两广地区水、旱、虫灾不断,广大劳动人民陷入饥饿和死亡的困境。

  主观原因: 一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虽然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但在当时,是空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但中国依然是封建社会。

  二是战略上的失误。例如,金田起义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徘徊在紫荆山周围,缺乏进取;起义之后,没有尽一切可能争取知识分子,不能把反孔和争取知识分子统一起来;定都天京后,孤军北伐。

  客观原因:中外联合政府联合绞杀。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不曾遇到过的新情况。1861年,慈禧太后授权曾国藩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这样,对付太平军的前线清军,全部归曾国藩统一指挥。曾国藩派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仅供天津;派李鸿章率领淮军伙同英国人戈登指挥的“常胜军”,进攻苏州,常州:派左宗棠率领湘军的一部,进攻浙江。英法侵略者均值中外混合的反动武装,协助左宗棠。

  此外,天国法令相当森严,刑律残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和人道宗旨。

  总之,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但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动,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坚持了14年,势力发展到18个省,严惩了中外反动势力。由于它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时代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意义,即在反封建主义的同时,又担负反对外来侵略的任务;同时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主张学习西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种主张在当时是先进的。

  太平天国运动坚持了14年,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由开始→稍具规模→全盛→分裂衰败→后期短暂重兴→全局失败的曲折过程。

  从发展过程来看,太平天国运动的兴主要包括它的爆发、北上、定都、巩固政权和军事上的东征、西征、北伐。

  1851年1月11日,这一天正好是洪秀全38岁生日,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运动从此开始了。

  接着,太平军北上,同年秋,攻占永安。太平军在永安整顿建制。洪秀全在这之前已自称为“天王”。在永安,太平天国颁布了天历。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颁布封王诏令: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太平天国的中央政权组织初步形成,这对于加强领导,发展队伍具有重要意义。诏令还规定,天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杨秀清实际上掌握了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

  经过短暂的调整,太平军在清军的包围下艰难突围。之后,太平军向桂林进攻。太平军围攻一个月,未能攻克,于是转进全州,随后又向长沙、武昌、镇江等重镇进发。一路上,太平军坚决和打击维护反动统治的走狗,而且还焚烧衙门、粮册、田契,甚至破除像及孔丘牌位,对封建统治秩序进行了大扫荡,很受人民群众的爱戴。在《太平天国》第3册第271页曾提到“所过之处,以攫取衣物献给贫民,……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甚至连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至,“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乡民处处助贼打仗”。(选自《太平天国》第3册及《贼情汇纂》)因此,太平天国起义获得了迅速发展。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20日,太平军攻占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厚等。完成了占领南京的目的。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南京为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

  定都后,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和“无处不均匀”的原则,以户为单位,不论男女,按人口和年龄平均分配土地。关于产品分配,根据“凡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每户留足口粮,其余归圣库。不过,太平天国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是不可能的。在《天朝田亩制度》上有这样一段话:“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女,……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衣同穿……”这段话充分反映了农民阶级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这是几千年来农动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这种绝对平均分配产品的方案,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无法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只是一种空想,根本无法实施。

  太平军进入天京不到半个月时间,清军就在天京附近建立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以围困天京。

  1853年,太平军北伐,进军北京。但因实力相差太大,北伐失败。北伐将领林凤祥战死,李开芳被捕。(《道咸宦海见闻录》第163页)

  在北伐同时,太平军进行了西征。1853年,西征军夺取安徽、湖北的重镇,进入湖南。1855年,石达开指挥西军在鄱阳湖口大败湘军,然后进入江西,迅速攻占大片土地,巩固天京革命大本营。

  1856年,太平天国进行了东征,夺取扬州,攻破江北大营。后又与石达开的西军会师,一举摧毁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同时也断了清政府东南财路。

  1.前期的征战使领导阶级瓦解。据《中国近代史》第三章所说,在北上途中,南王冯云山于1852年6月3日中炮弹身亡,西王萧朝贵于同年9月12日负伤死去。太平军失去了2位重要的领导。

  2.中期的巩固大本营使领导核心分裂。定都天京后,杨秀清因掌握了大部分军政实权,所以“东府集团”势力最大。这些集团之间争夺权力斗争日益尖锐。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了公开的分开。据《李秀成自述》影印本记载,杨秀清骄傲专横的倾向日益严惩地表现出来,“威风张扬,不知自忌”。1856年8、9月间,江南大营被打垮,天京被包围的形势暂时解除,杨秀清乘机进一步扩大势力,“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万岁”。洪秀全命韦昌辉率部于9月1日赶到天京,包围了东王府。次日杨秀清及其眷属全被杀光。接着天京城内发生混战,太平天国优秀将领和战士两万多人死亡。后韦昌辉控制了天京,独揽军政大权。11月,洪秀全又命石达开杀死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多人,结束了韦昌辉对天京历时2个月的统治。在这之后,洪秀全又逼迫石达开出走,后石达开被清军围困全军覆没。这就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历称“天京变乱”。

  1.初期的封王,一开始就埋下祸根,东王占有绝对的军政大权,导致野心的扩大,想取代天王。

  2.《天朝田亩制度》的共产化。像分配时的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原则只适用于下层的农民、商户、士兵。对于上层领导人,每天是用几人共用的钱,吃几人共吃的东西,穿的,住的都比下层人民好许多。体制的不均等性也导致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3.统治者日益腐败,脱离民众。据《中国近代史》上记载:太平军进入南京后,立即大兴土木,把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天王府,拆毁了大批民房,动用了成千上万的男女劳工,“半载方成,穷极壮丽”,旋因大火烧毁。1854年又在原址复建,周围十余里,宫殿林苑,“金碧辉煌”、“侈丽无匹”。东王府的修建也是“穷极工巧,聘心悦目”。至如冠履服饰,仪卫舆马等,都备极奢华。此外,天王还不断选取民间秀女入宫。这些情况表明,太平天国领袖们在进入天京后,生活上的奢侈腐化已经相当严重。

  又据《太平天国》记载: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宗派色彩日益明显。洪秀全僻处深宫,把许多精力用于宗教神学的著述,脱离了斗争实践,脱离了广大群众。

  在后期,太平天国也有短暂的重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后,形势顿挫。洪秀全提拔了与清军血战多年的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等为各军主将领。他们领导太平军奋力战斗,力挽危机局势。

  据《中国近代史》第二章所载,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镇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采取联合作战方针,同心协力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围困。9月,陈、李两军在滁州境内会师东进,攻破浦口,再次击溃江北大营,歼敌万余人,并进占江浦。浦口一带战斗的胜利,打通了天京与江北的交通,解除了江北清军对天京的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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