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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浙江新式学堂的教师群体pdf

归档日期:08-30       文本归类:安徽武备学堂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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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⑨ 2011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 清末浙江新式学堂的教师群体 张立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教师,古已有之。但以群体的面目出现,则是在从传统“四民”社会向近代职业社会转 型的过程中得以实现。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晚清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化,教师 真正从士绅阶层中分离出来,在城乡中形成以学校为依托、将知识生产、传播作为主要谋生 手段的职业。 探究清末民初的教育转型,主要涉及到三个领域:教育体制、学生群体及教师群体。已 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前两者。∞而教师群体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仅有少数成果问世: 张立程力图将教师群体置于晚清西学东渐的宏观背景下,对其来源、构成、形成标志、意识、 行为及其在清末社会巨变中的作用、影响等重大的问题一一加以探讨,失之太过于宏观巳 刘玉梅系统考察了直隶这一特定区域新式学堂教师群体的形成及发展轨迹,概括归纳了其与 社会变迁的互动作用@;杨小辉则运用历史社会学的比较分析方法,从教育制度与群体变迁 的维度,考察了中国知识阶层从传统乡土性“士绅”到现代都市型“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 重点探讨了这一转型的具体过程、机制和逻辑,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鲫 宋元以来,浙江的教育一向走在全国前列,号称“文风最盛”。鸦片战争后,浙江传统 教育的危机日显。甲午战后,浙江教育出现了重大变革,兴学热潮开始出现。1905年科举 废止,浙江的新学教育体制开始确立并向纵深发展,促导了士绅向商、学、军等新兴社会群 体的转化,加速了浙江社会的转型。1911年辛亥革命在浙江的爆发,毫无疑问是社会转型 后,多种社会力量合力的必然结果。探究辛亥时期浙江学堂教师群体的形成、行为及其走向, 对深刻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流动与社会转型、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新旧嬗变 无疑具有深刻意义。 一、浙江新式学堂的兴起与教师群体的出现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地处东南沿海的宁波首当其冲。浙江遂成为中西文化交汇之要 冲。为便于传教,传教士们相继开办了一些教会学校。1844年,英国传教士爱尔德塞(Miss 办宁波崇信义塾。此后,浙江各地创办了多所教会学校,是为晚清浙江新式教育的肇始。受 教会学校的启发,浙江许多有识之士也开始创办新式学堂。1885年,瑞安利济医学堂的创 办,是浙江人士创办新式学堂之开端。随后,有识之士于1893年创办了海宁四城小学堂和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 o张立程:‘西学东渐与清末新式学堂教师群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2006年。 o刘玉梅:‘清末民初(1901--1921)教师群体研究——以直隶为考察对象》,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 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7年。 亩杨小辉:(从士绅到知识分子——中国知识阶层转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历史系,2007 年。 o庄俞:《最近卅五年来之中国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176页。 214 萧山蒙养学堂。甲午战后,更多的浙江士绅开始觉醒,积极谋求开启民智以挽救民族危亡, 出现了第一次兴学热潮。1896年,瑞安著名学者孙诒让创办瑞安学计馆;次年,浙江巡抚 廖寿丰奏请设立求是书院,绍兴中西学堂、宁波储才学堂、湖州中西学堂、温州中西时务学 堂等一批学堂的涌现,皆为浙江官绅在甲午战后兴办新学教育的成果。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迫于内外形势,清政府发布力行“新政”的上谕,教育改 革成为重要突破口。1901年清廷通令各省改书院为学堂,省城设大学堂,府厅及直隶州设 中学堂,散州及县设小学堂。浙江各地官绅闻风而动,出现了新的兴学热潮。1902年,求 是书院改为浙江大学堂,次年改称浙江高等学堂。1902年,浙江已有官立学堂34所,毕业 生32人,两者均居全国第一位。∞1903年。全省共有新式学堂121所,学生3826人。1904 年“癸卵学制”颁布后,浙江全省学堂始有章可循。杭州、绍兴、宁波、湖州、嘉兴、严州、 金华、衢州、温州等10府中学堂均已创立,学生数618人。罾而小学堂共有165所,学生数 5103人。@涵盖高、中、初各级别的浙江新学教育体制已经确立。1905年科举废止后,清政 府颁布《各学堂奖励章程》,浙江醉心举业的士人纷纷涌入学堂以求继续谋得进身之阶,遂 使学堂数量及学生数迅猛发展。1906年,各地的新式学堂已达754所,学生27358人;至 1909年,学堂数更猛增至1990所,‘学生数也增至77530人。旺其中小学堂发展最快。1907 人;@到1909年,小学堂数增加到1822所,学生68897人。。中学堂及学生数量也呈同比增 长的趋势,学生由2025人增至2430人。@学堂的不断涌现,学生数量的猛增,促成浙江师 范教育的较快发展。1907年时,除湖州府外,每府均有师范学堂。唧截至1908年,浙江共 有各级师范学堂13所,学生1219人。唧规模最大者为1906年成立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分 为初等、优等及体育专修三部分,有学生600人。“ 总之,浙江辛亥革命爆发前,数以十计的师范学堂、数以百计的中学堂、数以千计的各 级小学堂普遍建立起来,浙江新式教育在数量上已经位居全国的前列,仅次于直隶、江苏、 湖北等省。 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浙江社会风气日趋开通,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投资办厂、开矿,选 择了“实业救国”道路。据1912年农商部调查,至1911年,浙江已有各类厂矿企业2493 家。”浙江近代新式企业的发展,“士首商末”的社会结构出现了错动:“士”“商”的相互流 动,加速了“士”的分化解体。士绅开始向商界、知识界流动。清末民初,在金华、绍兴、 o学部总务司:《光绪三十三年分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第33,39页。 o邵祖德等编纂:‘浙江教育简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杜,1988年,第116页。 9《浙江教育官报》第16期,1909年。 o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四 四),第482页。 @据《光绪三十三年分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计算得之。 o据《光绪三十四年分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计算得之, o据《宣统元年分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计算得之。 o《各省中学及学生统计表》,见朱有璩:《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6年,第490页。 o学部总务司:《光绪三十三年分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 o见汪林茂:《浙江辛亥革命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民国《杭州府志》,卷17,上海:上海书店,1993年影印本,第6~7页。 ”民国元年农商部统计科编:《第一次农商统计表》。 215 ⑧ 2011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 宁波三府事迹可考的445位士绅中,从事教育职业者共有99人,占22.24%;从事新闻出版、 学术研究等文化事业者共66人,占14.83%。嘴举废止后,大批士子或迅速进入学堂,或 直接从事近代文教事业,遂逐渐分化出一个新的“知识入”阶层(或“智识阶层”)。其产生 渠道有二:一是从传统读书人(士绅)转化而来;二是从新式学堂培养而出。o清末浙江社 会结构的错动与流动,形成了辛亥时期浙江教师群体三大来源:一是主要接受新式教育、毕 业于新式学堂者:二是赴海外留学、学成归国人员;三是从旧士人接受西学影响转变而来者。 前两类教师所占比例并不高,第三类教师是辛亥时期浙江学堂教师的多数。概言之,辛亥时 期浙江的教师主体是旧士人。 同样,浙江教师群体的知识结构也存在三种类型:完全从旧士人转化而来者,其擅长的 依然是传统的经史子集等“旧学”,在学堂中承担的也大多是经学、史学、词学、修身、文 学之类纯中学课程;自始至终接受“西学”者,多在学堂中承担外语、物理、化学、博物、 体操等纯西学课程;既具有传统中学的基础,又接受了相当部分的西学熏陶者。则中西学各 门课程均可承担。 以绍兴府学堂(前身为绍兴中西学堂)为例,其教师履历的基本情况见下表: 表1:绍兴府学堂教师履历表(1901’1902年) 姓名 仕履 任事 冯一梅 举人 总教习 徐锡麟 附学生 算学、经学 钱绳武 副举人 史学 何淦 举人 词学、文学 李锡身 副贡生 算学、物理学 俞镛 附学生 英文 张祯 英文 张涌楠 ! 体操 赵多祝 廪膳生 经学 王佐 举人 史学 林鹏 { 格致 许登瀛 附学生 ’ 法文 施宝贻 附学生 日文 汤心恒 江南陆师学堂卒业高等学生候选县主簿 体操、测绘 胡豫 算学 史廷采 算学 沈光烈 附学生 格致 。黄宏柱:《宁、绍、金府士绅从事教育、文化事业的知识分子比例表》,‘清末民初浙江宁、绍、金地 区士绅的分化》,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历史系,2007年,第29页。 。左玉河:‘从传道之师到大学教员:现代学术研究职业化趋向》,《安徽史学》2007年第l期,第48 页。 216 资料来源:‘光绪二十七年绍兴府学堂教习题名》、《光绪二十八年绍兴府学堂教习题名》。 ⑧———』些型型塑—一 由上表可知,1901到1902年,在任教于绍兴府学堂的17位教师中,毕业于新式学堂 者仅1人(汤心恒),其余皆非学堂毕业者。即使如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徐锡麟,其出身依 然是附学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新旧转轨之际士人的社会心理有关alitlll的教师,尽 管有不少人已拥有学堂文凭,但绝大多数依然愿意在履历表上填写传统功名以示荣耀-显然, 科举未废,传统士人的心理还处在新旧转变的过程中。科举废止以后,新学体制已经建立起 来,但众多士子依然以获得出身奖励为荣。教授史学、经学、词学、文学等课程的教师,皆 为举贡生员出身者担任;教授格致、算学、物理等课程的教师,也多由出身科举之人担任; 教授英、法、日等国文字者,其出身也以附学生居多。显然,此时浙江的学堂尚属初创,受 过近代专业学术训练、拥有专业学位的合格教师十分稀少,无法满足新式学堂教育的发展需 要。学堂教师的知识结构也以传统中学为主,辅以少量西学知识。 1907年,浙江高等学堂教职员总数共28人。在担任教师的18人中,除4位日籍教师 外,14位专任教师中,具有功名之旧士人达8人,学堂毕业者为4人,还有3人为归国留 学生。@毕业于新式学堂者多承担算学、化学、英文、日文、图画、体操等课程教学,旧士 人出身者多担任国文、经学、历史、地理、修身课程教学。而教务、庶务、会计、书记等职 员者则全为旧士人。可见,此时的教师群体主体,依然刚刚从旧士人转化而来,新式学堂毕 业生及归国留学生为数尚少,教师职业的专门化尚在起步阶段。 1904年之前,由于浙江新式教育尚属草创,办学成果尚未显露出来,在新式学堂中担 任教师者主要第三类者居多,其比例十分惊人。“壬寅、癸卵学制”颁布后,新学教育体制 在各地逐渐建立起来,师范教育在新学教育中的地位也日渐重要。兴办师范教育、培养适应 新学教育体制的合格教师成为当务之急。1904年,清政府颁布《教员任用章程》,明确提出: “师范学堂,意在使全国中小学堂各有师资,此为各项学堂之本源,兴学入手之第一义。”。 并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教员的选用资格:高等学堂正、副教员,以大学堂分科和选科毕业, 考列优等及中等,及游学外洋得有大学堂毕业文凭,暨大学堂选科毕业考列优等者充选:中 小学堂教员,则分别以本国优级、初级师范毕业或外国寻常师范毕业生担任。暂时可以以简 易师范生充选;师范学堂以大学堂、优级师范毕业生或外国寻常师范毕业生充选。。 表2:浙江省师范学堂教员资格统计表(1907“1909) 年份 优级师范 初级师范 传习所等 总计 在本国 在外国 未毕业 在本国 在外国 未毕业 在本 在外国 未毕业 毕业者 毕业者 未入学 毕业者 毕业者 未入学 国毕 毕业者 未入学 堂者 堂者 业者 堂者 1907 15 59 82 4 12 14 186 。《京外学务报告》,《学部官报》第四十二期,1907年,第472-473页。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见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1981年,第198页。 。《奏定任用教员章程》,见琚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杜,1991年,第429-430页。 217 1908 5 10 10 21 44 30 1 3 5 129 1909 6 14 7 10 31 2l 2 2 93 资料来源:学部总务司:《光绪三十三年分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光绪三十四年分第二次教育统计图 表》、‘宣统元年分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 ! 据上表可知,1907年是浙江师范学堂教师人数的最高峰,达到186人,此后逐年递减, 1909年降至93人。教师总人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浙江的师范教育走向衰落,人数下降最 多的部分是未毕业未入学堂者:优级师范学堂从lO人减至7入;初级师范学堂从82人减至 21人。总计减少了64入,比例约占186人的34%。在外国学堂毕业者中下降幅度颇大,造 成这种后果的主要原因是1907年以后,大部分日本教习聘任期满不再续聘,故人数有较为 明显的下降。从未接受过专门师范教育者比例则逐年下降,年平均降幅超过35%。 1906年,大量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归国,进入政、军、敦等各界,特别是大量师范 科毕业生返回浙江,充实到中小学堂中,他们的知识结构与教学方法已经迥异于传统士人, 亦与自学西学的趋新士人有相当区别。到1906年,浙江各师范学堂首批毕业生198人毕业, 。充实到中小学特别是小学堂中,浙江近代第二代教师群体已破土而出。浙江师范教育的发 展,教师身份与地位的获得,越来越多地强调学堂毕业之文凭,职业化的趋势可见一斑。 二、澌江新式教师的群体行为 衡量一个社会群体,除了要具有一定人数(量的方面)外,更为重要的是将群体内个体 凝聚起来的观念、意识(质的方面)。1904年以后浙江学堂教师数量的增加,仅仅是教师群 体形成的一个方面。列强的强横,清廷的腐败无能、奴颜婢膝,使经历了戊戌启蒙、庚子国 难的浙江,人心日益激愤。浙江的学堂教师开始突破个体的局限,走向联合,谋求与其他社 会阶层共同担当起挽救危亡的重任,这是教师群体形成更为关键的步骤。1905年,抵制美 约运动爆发,浙江的教师群体迅速行动起来,响应上海商务总会的倡议。他们多次组织集会 抗议,有力地推动了浙江抵制美约运动的开展。1905年6至11月问,全省各地举行抗议集 会达70次之多。而各地学堂师生群情激奋,积极行动较有代表性的有:6月25日,湖州各 大小学堂集会抵约;7月5日,奉化龙津学堂师生集会,发起成立“实行抵制美货大会”;8 月1日慈溪浒Lb__山蒙学校师生集会拒约;8月10日,湖州中学堂第三次集会拒约;8月 26日,余杭塘栖镇公立蒙学堂集会不用美货等等。除此以外,浙江各地学堂教师、学生还 纷纷向发起和领导这场运动的上海商务总会致电、致函,表示“誓各不用美货”,以响应和 声援反美爱国运动。留6月初,宁波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学界参加者甚众)组织“不忍坐视 社”、温州学界成立“抵制美约会”等,通过刊发传单,召开演说会等途径,使资本家阶级 行动起来,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发挥了宣传鼓动与带头示范的作用。 1905年前后,浙江人民的保路拒借外款运动(亦称“浙路风潮”)的开展,是浙江学堂 教师群体参与的另一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运动。苏杭甬铁路自1898年由英国动议开建,迟 。学部总务司编:‘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 国参见汪林茂:《浙江辛亥革命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7,-..60页。 218 溺 一j堂塑堂型氅———一 至1905年,始终未能破土动工。20世纪初,浙江民众利权意识逐步觉醒,开始主张自办苏 杭甬铁路。在地方士绅及各界民众的推动下,清政府允许浙江民众集股自建苏杭甬铁路。此 时,英国政府图谋染指苏杭甬铁路,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面对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压力, 清政府于1907年7月命汪大燮与英国政府达成协议,商借英国银公司150万英镑。消息传 出后,浙江民众群情激奋,奋力抗争。学堂教师在其中所起作用不容漠视。9月23日,省 城“特别抵制会”在仁钱教育会召开。数百绅民齐集一堂,群情激昂,言辞热烈,通过了四 项决议。09月25日下午,浙江高等学堂全体教师召开会议讨论浙路借款事宣,详细记载于 当时的报刊: (九月)廿五日下午三时,浙江高等学堂全体会议浙路借款事。先由吴雷川太史布告会 旨,并宣布上学部电稿,请公决。张宗强君(地理教员)起言,路事甚急,宣迳达外部邮传 部,不必由学部转达。众赞成。吴太史又云,张中堂现在管理学部。此电上去,彼必鼎力维 持。故学部一电,万不可少。众遂决议学部外部邮传部三电同发。陈训恩君起言借款一事, 我辈之生命财产基部去顾他,我祖宗在九泉之下如何安心?今见某报插画,由墓中升出人头。 此不但指汪某之祖宗而言,实为我全浙人之祖宗而言。我辈稍有心肝,总须速图补救之法。 遂大声疾呼,泣数行下。众益愤。张世禄君起云,浙路借款,非仅关涉国际问题,实关于吾 浙人生命财产之一大问题。吾辈虽在学生时代,对于此事万不能不干涉。今既会议此事,总 须筹议妥当方法。我意宜速联络全浙学界,协力死争。最要者有三事:(一)吾浙人生也可, 死也可,借款万万不可。速向政府声明。(言至此,众遂疾呼赞成)(二)凡是学生,谅必痛 知借款之害。应各入任招股之职并自己量力认股,多寡不计。(三)省会学生应将此事始末 情形及其厉害痛陈于故乡父老之前,使一般国民咸知愤激,自然招股容易,拒款亦不难了。 诸君以为何如?众赞成。沈子远君(国文教员)起言,张陈二君之言,大众既表同情。余意 张君世禄所谓集股一事,尤为要紧。请诸校友协力谋之。遂痛哭流涕,演说借款之害。众为 泪下。王伟人君(教务足)起言,此事现经发起,务须达到目的。请诸君速举代表(由本校 全体中选举,无论职员、学生均可被举)以便刻日会同各校开特别大会研究此事。将来学界 联络后即可加入国民拒款会。并而为一,共争此事。众赞成。遂行投票法。公举张宗强、沈 士元、陈训恩、张世禄、程详芝、汪德钧六人为代表。王君又云,北京三电宜赶紧译发。众 赞成。遂派人至电局发电。此时已晚,遂散会。所有各府学校电于甘六日上午译发。至以后 事宜,拟合各校开特别大会,妥为研究云。。 随着拒款保路运动的深入,浙江学堂教师的行动已突破了学校的局限,开始走向联合。 在集股筹款的过程中,浙江学堂的教师成立了“浙省学校联合拒款会”。有明确的“力保路 权,坚拒外歇”目标,“在学界上为独立机关,对于国民拒款公会,为补助机关”。且有正式 的组织机构:“正会长一人,副会长二人。干事暂定八人。”且“定星期三、星期六三时至五 时”为职员常会期。@显然,此时的学堂教师已经以群体的形式参与到这场社会运动中来。 社会各阶层也行动起来,要求请政府废除与英帝国主义所订的苏杭甬铁路借款条约,并 动员社会各界速集路股,以救危亡。至12月,浙路集股已达2780万两。同时,浙江人士集 o《浙路纪事》,浙江辛亥革命史研究会:《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228-230页。 。《浙江高等学堂会议详志》,‘申报》1907年11月5日。 。《浙省学校联合拒款会第二次开会》,‘申报》1907年11月14日。 219 ⑧ 2011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 股开办浙江全省铁路公司,由汤寿潜为总理,刘锦藻为雷0理。杭州“保路会”公举金华王廷 扬为会长,上虞王佐为副会长。∞身为副会长的王佐(绍兴府学堂总理)不但邀请绅、商、 学“中等社会”人士筹议,还通过报馆编辑、记者“作绝妙好文,竭力鼓动江、浙人民以集 股造路为不二法门”。。11月27日,杭州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浙泌全省国民拒款大会,到会 代表数千人,分别来自官、绅、学、军、商、女、宗教以及劳动各界。集会一致声讨清政府 的卖国行径,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允诺“定一间接办法”@以尽快解决此案。1910年8月。汤 寿潜因奏参盛宣怀而被革职。消息传出后,浙江各地的学堂、劝学所以及“浙路维持会”纷 纷组织集会。旅沪浙江人士三千余人,由宁波师范学堂教师范贤方等率领,乘一列火车,浩 浩荡荡直驰杭州,至抚署请愿。固1911年2月25日。浙路公司宣布旧存款章程作废@,清政 府被追将此路借款移作他用。历时6年之久的拒款保路运动取得了最终胜利。 1905年以后,受革命思潮的影响,浙江学堂教师的革命化倾向十分明显。许多教师加 入同盟会、光复会等革命社匝。嘉兴地区参加同盟会、光复会组织的人员共13人;全部都 有留学经历,有10人于归国后从事教育工作,占77%。参加光复会组织的人员共8人,全 都都有留日经历,从事学堂教学者有6人,占75%。牺许多教师藉教授新知之机,行鼓吹革 命之实,自觉地扮演着革命导师的角色。陈黻宸在教授中国历史时,“即陈夷夏文野之义, 于五胡金元之迹,反复而不厌。”o而他“又以孟轲、邓牧、黄宗羲之说,敷引于讲席之问。” @受其影响,“于是杭之学者,莫不盛张排满革命,而谈民智风寝,被于全浙。”。曾任教浙江 高等学堂及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陈训正,刨办宁波育德学堂,暗中联络革命党人。辛亥革命 在宁波的爆发,便是这所学校的学生率先起义的结果。圆又如周承德,十六岁中秀才,被点 为廪生。后赴日本留学,与廖伸恺成为密友,加入了同盟会。归国后,周承德在求是书院、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他是“南社”的浙江社员,常与柳亚子等人共论国事,并利用教习 的身份积极宣传革命。” 中小学堂的革命化倾向更加普遍。杭州安定中学“国文教师有四:朱希祖、马裕藻、朱 蓬仙、朱仲璋。最后这位老师……不是革命党,其他三位都是革命党。总而言之,这些革命 老师是真人不露相;教国文的尚且如此,教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等等老师自然更不用说 了。教体育的老师干脆剃个和尚头。他的后脑有隆起的一块,喜欢说笑话的代数教员常常当 毋‘浙路纪事),见浙江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图书馆:‘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228页。 o沈腱民:‘浙江拒款保路运动》,见浙江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图书馆:‘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 第263页. o宓汝城:‘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877-878页. m沈瓞民:‘浙江拒款保路运动》,见浙江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图书馆:‘辛亥革命澎}江史料选辑l, 第263页。 。宓汝城: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887页。 。董巽蕊:‘辛亥嘉兴光复记l,见政协浙江文史委员会:‘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 版社1981年,第221页。 o马叙伦:《陈先生(介石)墓表》,见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浙江图书馆:‘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80页。 o马叙伦:‘陈先生(介石)墓表,,见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浙江图书馆:‘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 第480页。 。马叙伦:‘陈先生(介石)墓表》,见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浙江圈书馆:《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 第480页。 。赵志勤:‘陈屺怀》,见政协宁波文史委员会:‘宁波文史资料》第八辑,1990年,第97、98页。 ”王用钧:‘周承德》,见宋传水:‘杭州历代名人》,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592页。 2011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 众摸着体操教员这异相而称之为‘反骨’,体操教员似乎很自负有此反骨,一点不安的表情 也没有。这是唯一的真人露相。”。 许多教师还亲自参与响应浙江各地辛亥革命。1911年11月,杭州光复的消息传至温州, 中学堂教师陈守庸等人秘密开会,讨论响应杭州通电,并组织军政分府以及如何维持地方秩 序等问题。中学堂校长刘绍宽、师范学堂校长黄式苏二人亦出席。刘绍宽积极参与温州地区 辛亥革命,为温州军政府的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华府中学堂教师金兆銮,早年赴日本早 稻田大学学习法政。1905年归国后出任金华府中学堂中外历史课教师。他在课堂上“日以 保持民族光荣之说,淬多士,且为之榷中外政制之良窳,敷示徒事政治之轨辙”。。“光复金 华县城时”,金兆銮参与其中,“实左右之。”9 同时,许多教师也在教材编写、学堂科目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推动新学教育的 发展,以启迪民智,培养人才。蔡元培接任绍兴府学堂总理后,便“手订绍兴府学堂学友约 五条,征集同志,编辑教科书,或任管理员”。随后,他又写《绍兴推广学堂议》一文,主 张筹集绍兴府缴解公款,“在府城设高级中级学堂各一,在县城各设初级学堂一。”同时,增 设测绘、日文、体操、物理、化学等科目,并设师范科,招为助教。鲫周树人在浙江两级师 范学堂教授生理卫生学和化学,其时国内尚无生理学方面的正式教材,于是他自编了一套生 理学教材。其中《生理学讲义》的内容主要是生理学、解剖学和卫生保健知识,科学性、系 统性很强,还附有自绘的插图72幅、附表5个、实验14项。同时,周树人在课堂教学方法 上进行了革新。他改变了传统教学方法,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科学实验。讲授生理 学时,他不顾传统习俗的偏见,破例讲了生殖系统,还鼓励学生要敢于解剖尸体。在讲授植 物学时,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实地观察植物的各种品种,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他也时常与 学生一起采集植物标本,以备教学时应用。同样任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夏丐尊,也对其 教授的国文课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他教国文,注重朗读,反对读书时摇头晃脑地拉调 子,而要求读得自然,咬字清楚,把意思完全表达出来”。在作文教学上,夏丐尊提倡文章 应当“言之有物”,不讲空话。他还教学生做大纲,共同写作,共同订正。固 宗恕任浙江高等学堂国文教习时,通过对学生进行启蒙式教学,使学生受益甚多。“在 这间高等学堂里所接触的知识非常广泛,从课内课外的阅读中以及师友谈话中,我对中国及 世界的知识日见增长。”啭梦麟曾如是回忆:浙江高等学堂的课程和绍兴中西学堂很相似, “不过较深,科目较多,教授较好,全凭记忆的工作较少,己粗具现代学校的规模”。∞ 辛亥时期,浙江的学堂教师积极倡导移风易俗,领导、参与了剪辫易服、不缠足、提倡 自由恋爱、公开征婚以及举办西式婚礼等运动,掀起了一场堪与政治革命意义相当、影响甚 至更为深远的社会改革运动。不但改变传统农业文明衍生赓续的各种社会风习,也迸一步推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3页。 o金兆楼:《先兄金兆銮事略》,《陟冈集》。北京:中华书局,1949年。 o梅冷生:《温州光复概述》,见政协文史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年,第29~31页。 o章景鄂:《记绍兴中西学堂》,见汤志钧、陈祖思:《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28页。 o商金林:《充满爱心的夏丐尊先生》,见政协上虞文史委员会:《上虞文史资料·纪念夏丐尊专辑》第 1辑,1986年。 o蒋梦麟:《西潮新潮》,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56页。 o西潮读者:《六十年前的杭州及浙江高等学堂》,上海:商务印书馆。第27页。 ⑨ 2011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 动了民元以后文化、学术乃至社会的转轨。受到革命派的影响,许多教师在辛亥革命前,便 己偷偷剪去发辫,以示其革命的决心。发辫在统治者看来,其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满族的生活 习惯,更是满族贵族统治权威的象征符号。甲午以降,为谋奋发图强i西浮槎东渡、求学扶桑 的留学生们,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对清政府愚不可及、颟顸顽固的态度极端不满,率先剪 去了发辫。 清末断发易服风潮的出现,首先是1903年《大公报》刊登《征文广告》,发起剪辫易服 的讨论,得到社会的热烈响应。《大公报》和载了第一名朱志文的稿件一《剪辫易服说》。 尽管最终未能得到当政者的响应,断发易服运动却已深入人心。许多留学生归国后进入新式 学堂担任教师,他们积极响应《大公报》的倡议,开始推动断发易服运动。1910年?剪辫 运动狂飙突起,迅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响应。茅盾曾回忆1911年的省立二中情形:“教职员 中只有一位新来的舍监是没有辫子的,学生全有辫子,但二中却颇多‘和尚头’。校长是个 假辫子,据说因为是校长,常常要见官府,只好‘假’将起来。但在学校中,也常常不装假 辫子。英文教员之一‘到过西洋’,自然没有辫子。体育教员大概只到过南京或上海,可是 也没有辫子。两位算学教员,也没有辫子。”风气所至,“有这么多光头教员,自然会教出光 头学生来。”∞二中学生因此兴起了“剪辫运动”。许多人主动剪去了发辫,“结果是我进去 的那一级里,剪的最多。这些光头主义者有几位过了一个暑假从家里出来,便也变成校长的 ‘同志’。”圆不但学堂学生有这样的意愿,即使~般的青年,“见了留学生从日本回来没有辫 子,恨不得也去留学,可以把辫子剪去(当时普通人是不许剪辫子的)。”9 三、浙江教师群体的历史走向 民国以后,浙江教师的群体活动重心从政治开始偏向学术,为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 展而努力。近代知识人“求知”学术理念在形成与确立之中。民初“壬子癸丑”学制的确立, 对教师的任用、教材的选用、课程标准、教学方法的科学化等各方面均提出了全面的要求。 不但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校的建制,教师的选用标准也基本确定:越来越强调文凭与学历。故 民国以后出现的第三代浙江教师,其职业化程度更高。如陈训正于辛亥革命后不久即回归教 育、文化事业。他相继创办宁波效实中学、中等工业学校、宁波佛教孤儿院等教育机构。他 致力于新闻出版事业,先后创办《天铎报》、《商报》、《生活杂志》等报刊,他倡设“平民共 济会”,以发展工商实业。回更多的教师则以教书育人为职业,经亨颐、马叙伦、夏丐尊、周 树人、王国维、李叔同、沈尹默、朱希祖等等莫不如此。教师本身的教育内涵也在发生变化: 日益丧失其原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日渐成为一个普通的社会职业。蔡元培 谓之“教育之工”。一旦教育成为“工”,那么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便会被现代 社会逐渐抛弃。从“士”人分化而来的近现代知识分子,在民初因其与政治的疏离,便不复 。茅盾:‘辛亥年的光头教员与剪辫运动》,见浙江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图书馆:《辛亥革命浙江史 料选辑》,杭卅l: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28页。 。茅盾:‘辛亥年的光头教员与剪辫运动》,见浙江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图书馆:《辛亥革命浙江史 料选辑》,第429页. 西夏丐尊:‘我的中学时代》,‘平屋杂文,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第116页。 o赵志勤:‘陈屺怀事迹述略),见政协宁波文史委员会:‘宁波文史资料》第8辑。1990年,第6263 页。 222 ⑧ 2011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 为社会之中心而日趋“边缘化”。@与农、工、商并无迥异之处,故而其不得不开始为生计而 奔波。学术职业化的趋势一旦出现便不可逆转,近代知识人以其专业知识获取生活资料,便 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尽管蔡元培对清末民初学界的这种变化持批评态度:“自科举废,学校 兴,师弟之间之感情。遂一落千丈。其故由于两方:教者除上堂演讲外,不复注意被教者之 进步受益与否;被教者遂亦不发生感情与教者接洽。至使学术之授受,同于商铺之买卖。实 为不良之现象。”回时人也发出同样的感慨:“名为师,职为师,而实则已非师矣。”印但只能 凭空嗟叹。 毋许纪霖认为,造成这种边缘化,主要是民初知识界建构“知识人社会”的必然结果。许纪霖:《重建 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 每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哲学门学生欢送李煌赢赴法会上的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杭州:浙 江教育出版社,t997年,第481页。 母钟毓龙:《说杭州》,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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