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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文化研究近代中国陆军军官学校的关键性转变 ——基于北洋武

归档日期:06-29       文本归类:安徽武备学堂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原标题:保定文化研究近代中国陆军军官学校的关键性转变 ——基于北洋武备学堂与保定军校的比较

  古代中国传统的军事教育本是相当发达,且取得了许多影响后世的辉煌成就,学术上如《孙子兵法》,制度上如武举制度,军事家如孙武、孙膑、曹操、岳飞、戚继光等等。然时至近代,中国已全方面落后,在内忧外患、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军事教育也逐渐开启了师法他国的进程,陆军军官学校即是在洋务运动的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毫无疑问,其目的可用“师夷长技以制夷”来概括,更进一步讲,是为了培养具有近代化意识的进步将领与军官。在这一目标下,陆军军官学校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曲折性与阶段性,从最开始的简单学习与模仿,到逐步地深入学习并争取独立自主地发展,可以从北洋武备学堂(亦称“天津武备学堂”)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保定军校”)的比较中管窥一二。而且,其中的转变多是历史性的、关键性的,认识这些转变,对研究早期的中国陆军军官学校乃至陆军高等军事教育制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目前对于北洋武备学堂、保定军校的单独研究较多,将两者进行对比研究的较少,更无人论述此中关键转变。要阐述这些关键性转变,需首先对这两所学校的创办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澄清其历史影响或意义,方知两者在陆军军官学校史上的地位,由此论述其关键性转变体现于何处。

  与近代新式海军教育相比较,新式陆军教育的开始是较晚的,如福州船政学堂是于1866年建立,而中国近代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北洋武备学堂1885年才诞生在天津。这所武备学堂成立的根本原因是旧式从行伍中选拔将领的作法已不适用于时代,建立陆军学堂与从此中选拔军官是迟早要达成的事实。既然如此,为何这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式的陆军军官学堂直到1885年才建立,究其缘由,无外乎清政府内顽固派的阻力太大,无有敢为人先者,但由中法战争导致的重金聘请的50名德国军官的去路问题1883年爆发中法战争,英国选择中立,因此当时部队中英国教官纷纷离去,于是清政府花大价钱聘请了德国军官,但由于所聘的德国军官素质良莠不齐,又多与当时部队中将领不合,故被排斥。则是为建立天津武备学堂提供了一个直接的契机,既解决了德国军官的去处问题,又可以为新建的武备学堂提供师资。诚如淮系将领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向李鸿章的建议:“仿西国武备院之制,择德弁之精者,专司教练,饬各军挑选剽健而又精细之弁勇,送院学习,以期成就将才,为异日自强之本。”[1]这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一直以来的想法不谋而合,既可以向西方陆军强国德国深入学习,从而提高部队军官的素质,又可以以此重整淮军,巩固与扩充个人实力。于是,1885年正月天津武备学堂开学试办,李鸿章令直隶提督李长乐、广东水师提督曹克忠、署广西提督唐仁廉、四川提督宋庆、总统铭军记名提督刘盛休、正定镇叶志超、通永镇吴育仁、大名镇徐道奎、皖南镇史宏祖等,“各选弁兵,送堂肄业”[2]。6月,由津海关道周馥起草的奏稿,经李鸿章向朝廷奏明,“臣查泰西各国讲究军事,精益求精,其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弁,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故韬略皆所素裕,性习使然”[2],奏稿中亦提出武备学堂的具体实施细节,俱被清廷准许。

  天津武备学堂的设立,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虽在1900年就毁于八国联军之手,仅短存15年,但它的办学成效与巨大影响是开天辟地的。其一,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陆军军官学校,它具有开创性与示范性的意义。一方面,学校先后开设了步兵科、骑兵科、工程兵科、铁路工程兵科,开启了这些专业高等教育的先河,此外,其开创性还表现在不仅诞生了近代中国第一个陆军军官学校,而且还随之出现了第一个陆军军官学校学规——《北洋武备学堂学规》,该学规对学校招考、请假、卫生、训练、授课等诸多事项作了详细规定,为清末民初的许多军事学堂所借鉴。另一方面,由于该校的示范效应,1887年张之洞开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1891年戴宗骞、刘超佩开设了威海卫绥巩军枪炮学堂;同年叶志超设立了山海关武备公所。1895年以后的数年中,清廷更是向各省推广北洋武备学堂成功的经验,各地纷纷兴起了新式陆军学校,且这些学校的办学方针、学校体制、教学内容和程式,大都参照其作法,甚至校名也冠以某某武备学堂。到20世纪初,几乎每省都有一所武备学堂,如仅1895年至1900年的几年间就兴起武备学堂约10所(见表1),1900年至1904年亦兴起十多所,1905年后,各省的武备学堂多被改为陆军小学堂,以适应清廷新筹划的四级三类各陆军学堂1904年清政府练兵处颁布《陆军学堂办法》,规定陆军学堂分为正课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速成师范学堂三类,其中正课学堂分为四级,分别是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兵官学堂、陆军大学堂。的建立。其二,北洋武备学堂人才辈出,这些杰出人物不仅为中国的军事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还影响了整个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诚如美国远东问题专家鲍威尔所说:“从李氏所办学堂毕业的军官,就派赴淮军各部队中担任教官。由于指挥权还是由老式的军事领导人掌握,他们是感到掣肘的……在那些沉溺于无知、保守,和军事引用亲故的军官队伍里,这一小撮受过西式训练的军官,真是稀稀落落,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3]直到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他网罗大量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并任用他们开办新式陆军学校,建立新军,一切出现了新的转变。如,有“北洋三杰”之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不仅帮助袁世凯筹办并管理了新建陆军行营武备学堂(1896年)、北洋行营将弁学堂(1902年)、北洋(保定)速成武备学堂(1902年)、北洋(保定)军官学堂(1906年)等重要军校,还在新建陆军中担任高级军官或将领。此外,毕业生中有杰出成就者亦不乏其人,他们的名字大多耳熟能详、载入史册,如曹锟、陆建章、张怀芝、俞人凤、蒋雁行、靳云鹏、雷震春、鲍贵卿、王汝贤等,但这些人后来多成为北洋军阀的头面人物,围绕在段祺瑞(安徽合肥人)与冯国璋(河北河间人)周围,形成自己的内部小团体,成为民国时期的皖系军阀与直系军阀,常年明争暗斗,使人民苦不堪言。

  注:资料来源于罗尔纲《晚清兵志五·军事教育志》,第3~2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清末新军编练沿革》(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二辑),第319~334页;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547~550页。

  总的来说,北洋武备学堂的建立打破了旧有的选拔将官的制度,开创了一个新的陆军军事教育局面,但必须看到北洋武备学堂,乃至清末其后的众多新式陆军学校仍有许多不足。这些不足之处是当时时代背景下陆军学校制度不完善的具体表现,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将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

  保定军校的开办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内外部条件均成熟的产物。内部条件是根本的,以此来看,辛亥革命虽成功推翻清政府,但革命果实落入袁世凯领导的北洋政府手中,而创办军校是扩充军事实力,培养内部人才的重要手段。而且北洋政府此前已兴办过大大小小的军校十多所,有的已经停办,有的待整顿与继续,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实则是清末北洋各军事学堂的延续与发展。外部条件是直接的,一是1912年在保定的陆军预备大学堂(原保定军官学堂)改名为陆军大学,并迁至北京,其校址空出;二是陆军大学所需生源需由陆军军官学校提供;三是原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的大量毕业生需递进升学到陆军军官学校。于是,在保定原陆军预备大学堂空出的校址上创办保定军校,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它既解决了当时大量闲散的军校学生的升学问题,又可以提高部队军官素质,并为北洋政府所利用,成为其扩充实力的工具。正因为此,无论是北洋政府抑或革命党人看来,都是一举多利之事,只是其目的与设想的办学方式不同罢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保定军校与清末在保定创办的各类北洋军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故亦有许多人甚至学者把其历史追溯至清末,这是不当的,保定军校虽与前面的军校有一定关系,但该校是于1912年新创办的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其校址是原有保定军官学堂或者说陆军预备大学堂的所在地,除此之外,并无任何直接关联。

  保定军校的前期,尤其是在蒋方震、曲同丰等校长的领导下,发展迅速,人才济济,但后期由于军阀混战使得军校难以为继,最终于1923年寿终正寝。期间共办9期,培养了六千多名学生。它开办的历史意义也可从其毕业生讲起,首先,其优秀毕业生为民国时期各类军校提供了师资与管理者,例如,在政府开办的53所主要军事学校中,保定军校毕业生在其中31所担任过校长、教育长等重要职务[4]。再如,黄埔军校的教官也主要是保定军校毕业生,黄埔一期开学时,战术、兵器、教授部等教官,几乎全被保定军校毕业生包揽,有的还担任了教练部副主任,学生队总队长、队长等职,深受同学们的拥戴。在军事学课程的设置上黄埔军校也基本上沿袭了保定军校那一套,没有什么变化[5]。由此可见,保定军校对此后的陆军军官学校的办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除了活跃在军事教育领域,保定军校的毕业生还在军政界有大的成就,如重要革命人物:邓演达、叶挺、张克侠、苏炳文、赵博生等;原中委、省政府主席、集团军司令以上人物,后加入人民政府者:唐生智、蒋光鼐、刘文辉、陈铭枢、张治中、蔡廷锴、傅作义、吴奇伟等;中委、省政府主席、集团军司令以上人物:万耀煌、门致中、李品仙、白崇禧、何键、刘峙、毛秉文、顾祝同、钱大钧、陈诚、薛岳、王懋功、上官云相等;政府军长一级人物:王天培、龚浩、陈安宝、郝梦龄、刘珍年、胡伯翰、安邦荣等[6]171。再者,众多军校毕业生不仅位居高官,而且凡事亲力亲为,有民族大义,在抗日战争中果敢指挥、英勇作战,有的甚至为国捐躯。如保定军校毕业生中,后来军衔在少将及其以上的抗战殉国者就有18位[7]。最后,保定军校之所以能培养出如此众多的杰出将领,也反证了其开办的成功性与不可撼动的历史地位。

  保定军校比北洋武备学堂更加完善,不仅是其规模更大,开办时间更长,而且关键在于其诸多历史性转变。此后民国时期的陆军军官学校虽亦有不同的建设性作法,但大致办学模式并无大的变化,整个陆军军官学校的制度亦大致相同。

  近代中国陆军军官学校从北洋武备学堂始,到保定军校得以完备,这一过程非一蹴而就,这一转变非一朝一夕,笔者亦非探讨此中具体过程与原因,而是通过比较得出其中大致转变,有以下四点。

  北洋武备学堂建立之时,上下无有衔接之学校,左右也并无可贯通之军校,惟独校一所,是非常单一的。学生毕业后如果想要继续深造,就不得不选择出国学习,如段祺瑞就是北洋武备学堂的首届优秀毕业生,后被保送德国学习炮兵行军作战之法。时至1905年左右,随着清政府练兵处颁布《陆军学堂办法》,计划逐步建立起四级三类各陆军学堂,此外,陆军各专业技术学校也已经开始建立起来,如北洋参谋学堂、测绘学堂、军医学堂、马医学堂、军械学堂、经理学堂、宪兵学堂等,这时,各级各类陆军军校相对较多,但未及这些体系建立完成,即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因此,实际上清政府计划中的四级三类陆军学堂是未完成的。到了1912年,保定军校建立,北洋政府也建立起了新的陆军军校体系,即原有的陆军中、小学堂均不再招生,陆军中学堂立即改为陆军预备学校,陆军小学堂则可以继续开办至所有学生毕业,由此形成了陆军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大学的纵向体系,其中由陆军预备学校升入保定军校亦需半年左右的入伍生训练。应当说,这个陆军军校体系基本上是师法日本的,与日本的陆军预备学校(如成城学校、振武学校等)、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经过联队实习才可进陆大)、陆军大学的体系很是相像。当然除了这个纵向的体系,横向上还有陆军各专业技术学校的创办与延续。由这一系列的转变可以看出,从最初北洋武备学堂的单校模仿,到后来保定军校的体系借鉴,中国陆军军官学校承担着重要的作用。从时间上来讲,它承前启后,从体系上来说,它承上启下,是中国近代军校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一员。

  第一,从军校生源上比较,北洋武备学堂招收的是淮军军营下级军官、有一定文化的良家子弟、满清贵胄子弟,生源素质普遍不是太高。而保定军校的生源则一般接受过良好的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或陆军预备学校的系统培养,也有部分南方入伍生南方入伍生指的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部分学生军,经过革命党人的选拔,编成南方入伍生团,后经波折,终得以进入保定军校学习。和普通中学生等,他们无论是文化素质还是军事素质,抑或本身的革命性与思想觉悟,都相对较高。第二,招生标准上,北洋武备学堂要求学生“精健聪颖略通文义”,“年龄尚轻,质地灵敏,气体强壮,相貌魁伟”[8]等。而保定军校则更看重此前是否接受过良好的预备教育,以及学生的身体素质等,其评判标准更加严格、合理、公正。第三,招生的方式也越来越科学。北洋武备学堂主要通过部队推荐与学校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容易滋生腐败,而保定军校的招生则是层层淘汰制,大部分学生是经历了陆军小、中学堂或预备学堂的筛选,再经历入伍生的严格选拔而升入的,其招考不仅考察学生军事素养,也考验学生的身心素质,科学性不言而喻。此外,也可以从保定军校的招考规模更大,生源的籍贯地更分散看出其科学公正之处,此处不再赘述。总之,陆军军官学校在招生上的诸多转变,对军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大有帮助,从部队推荐生到预备军校毕业生,从贵族子弟到平民百姓,这样的变化是陆军军官军校史上的一大转折点。

  首先来看北洋武备学堂的管、教人员,其中管理者多是清朝大臣,如杨宗濂、荫昌、联芳等分别担任过总办、帮办、监督。汉文教习是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担任,如卢木斋担任算学总教习,华蘅芳担任中文教习等,翻译是从京师同文馆、总理衙门、驻外使馆中挑选的人员,操练教官则是来自淮、练各营将弁。但武备学堂中最重要的各军事科目教习均来自德国,他们中也有个别由于素质较差被辞退,大部分能兢兢业业,认真教学,其中有特别优异者亦会受到褒奖,如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六日(1893年7月28日)李鸿章就拟定奏折,为铁路科总教习包尔请赏[9]。由此可见,最初陆军军官学校是礼聘德国教官,向德国学习。这一情况到了保定军校开始有了“质”的转变,该校的历任校长赵理泰、蒋方震、曲同丰、王汝贤、杨祖德、贾德耀、张鸿绪、孙树林,除赵理泰与王汝贤是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张鸿绪是北洋速成武备学堂毕业生之外,其余5位均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军校的另一重要职位——教育长,以及众多科长、教务长、教官等也多由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担任。这是中国陆军由师法德国转向师法日本、德日并学的体现。无论是北洋武备学堂时期主要师法德国,还是保定军校时期重点师法日本,都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军事教育的落后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北洋武备学堂大量聘用德籍教官,容易将本国军事力量暴露无遗,而保定军校的教官全部聘用本国军官充任,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一大创新。当然过去(保定军校之前)也有一些军事学校没有聘用外籍教官,但都不是主要的和代表性的学校,像保定军校这样全国性的具有代表性的军事学校全部聘用本国教官,这还是第一次[6]170。

  从北洋武备学堂到保定军校,课程类型大致相同,都可以分为:学科、术科、实习,但具体学习与训练内容已有较大转变。学科又称为理论课或堂内课,一般在教室内上课。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科除了学习天文、格物、数学、化学等普通课程和兵器、筑城、测绘等军事课程,还要学习外语课与经史课,尤其是经史课,教习“随意指询,倘不能答对,即应记过”[8]。而保定军校的理论课可以用重点突出、师法日本来概括。重点突出指的是剔除了经史之学,强调外语与军事课程的重要性,如一位军校生在校期间要上外国语学425次,要上战术学223次,兵器学150次,筑垒学150次,地形学72次[10],因此战术、兵器、工程建筑(筑垒)、地形也被称为“四大课程”。师法日本是指这些军事课程的教科书多半是翻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最新出版的教材,例如杨言昌翻译的《阵中要务详解令》等,深受当时师生的喜爱。术科又称为技术课或堂外课,一般在室外进行。北洋武备学堂的术科比较简单,先是训练站、转、走等队列,再是指授枪法及瞄准打靶等法,操演所习炮队、步队、工队及分合阵法,修筑营垒、炮台等法[6]60。相比之下,保定军校的术科比较丰富与复杂,除了北洋武备学堂训练的那些,还有器械、体操、刺枪、劈刀、马术等。对于实习,北洋武备学堂比较单一与固化,每年7月起,到旅顺口或山海关等地军营见习两个月[6]61。保定军校的实习则是诸兵种的联合演练,形式多样,充分考虑与适应了当时的战争环境。总的来说,这一转变是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从机械到灵活的变迁,从单一到系统的演变。

  综上可知,北洋武备学堂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转变,不仅表现在体制、招生、管教人员、课程等,从更深层次来说,是整个陆军军校制度的变化。这种变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的自立自强的品质当中,具体地说,即向国外先进军事教育的学习是为了振兴本国的军事大业,这就决定了陆军军校制度的变迁越来越“中国化”。这种“中国化”随着时代的变迁愈加明显,从武备学堂到保定军校即可窥见一斑,到了黄埔军校,则表现得更加清晰,如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与明代戚继光的军事教育经验是一致的,甚至与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的建军建党的方针也不无关系。从宏观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的军事教育或陆军军官学校制度虽受到国外的众多影响,但最终走向的却是一条富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制度变迁之路。

  总而言之,北洋武备学堂是中国陆军教育或者说陆军军官学校的开端,而真正走向成熟、完备的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它的开办标志着一个新的陆军军事教育体系的形成,也标志着陆军高等教育制度走向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一先河、一完善,其中的过程,两者比较,自不待言,却见证了近代陆军军官学校的历史性关键转变,也标志着中国陆军军官学校制度向着“中国化”,又迈进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1]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592.

  [2]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533-534.

  [3]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34-35.

  [4]李金铮.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J].近代史研究,1995(1):214-226.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112.

  [6]史全生.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

  [7]王铁群,张建利,张俊合.保定军校毕业生与抗日战争[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94-97.

  [8]杜春和.北洋武备学堂学规[J].历史档案,1990(2):59-63.

  [9]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280-281.

  [10]保定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保定陆军军官学校[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215.

  作者简介:徐东波(1992-),男,河南驻马店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国防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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