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投搞

标签云

收藏小站

爱尚经典语录、名言、句子、散文、日志、唯美图片

当前位置:欢乐棋牌 > 安徽武备学堂 >

王慧颖:《经世报》与戊戌时期浙江维新群体内外关系

归档日期:06-27       文本归类:安徽武备学堂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摘要:《经世报》是戊戌时期浙江地区一份鼓吹改革维新的新式刊物。该刊的创设是浙江各方维新士人合力的结果,但各方从一开始就在办刊动机上存有歧见,且多勉强为之。创刊后不久,《经世报》就因章太炎和宋恕两位主笔言论多涉敏感政治话题,并与广东康梁维新派对垒,而遭受内外异议。宋、章两位主笔的离职,固然使该刊言论转趋平实,但也削弱了该刊的社会影响力及各方的支持,增加了经费困难,加速了该刊的夭折。《经世报》的兴废与浙江士人与康梁维新派之间的矛盾有关,同时也反映了浙江维新群体内部的各种分歧及政治上的局限。

  《经世报》[①]创办于1897年,曾有章太炎、宋恕、陈虬、汤寿潜等一批浙江著名维新人士参与其中,是戊戌前夕主张维新的新式刊物之一。该报的兴废过程不但生动地反映了戊戌前期浙江地区的部分维新士人与康梁维新派之间的矛盾与分歧,而且也体现了戊戌时期浙江维新群体内部的思想分歧。本文在广泛阅读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就此做一考察和论述,冀以抛砖引玉。[②]

  甲午乙未之际,朝野关于“战”“和”的争论声势浩大,[③]战后《马关条约》签订,“罢和议”势不可为,朝野呼声遂转为变通新法与“拒和约”。进至拒和约也无望后,议论焦点便集中在“变法维新”上。1896年,继康有为《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强学报》之设,《时务报》又在上海创办。该报发行后大受欢迎,数月间销行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④]于是各地维新人士皆思振作,“纷纷然谋学会、谋报馆”,[⑤]杭州《经世报》之设,也是受此办报风潮的影响。宋恕在《记应经世报馆摄著论之聘缘始》中述说报馆创办缘起,便称其受了甲午战争之后办报维新思潮的影响,谓“是役也,为我大清天命纪元以来未有之挫……帝乃忧之,群公亦惧,乃稍稍弛禁,网开言路。士风一变,则争言舍旧,则争言自强,则争言西法善西法善也……”[⑥]

  该刊早在1896年冬便开始筹备,初拟名为《兴庶报》,继更名为《自强报》,至1897年8月正式发行时始定名为《经世报》。[⑦]该刊创办者为浙江绅士童学琦和胡道南,[⑧]二人既是同乡,又为同科举人。其中,童学琦的思想比“守经义治事之法”[⑨]的胡道南更为激进,是《经世报》的首倡者;[⑩]而胡道南则历任长兴县学教谕、绍兴中西学堂监学、明道女学校校长、中学堂监督、劝学所总董、禁烟事务所总理等职,在绍兴地区具有一定人望。[11]但由于二人的名望和财力都不足以独立促成其事,创报倡议发起后,并没有得到有影响力的浙江士人的响应和支持。翰林出身的汤寿潜就“以人、地、时三者无一相宜”为由,劝说童学琦放弃办报念头。[12]次年二三月间,童学琦又请同乡徐维则托汪康年代聘罗振玉为新报主政,但[W用2]罗振玉以筹备农学会及会报等事未便脱身为由,加以婉拒。主笔不得其人,报纸难以创办,童学琦等人一度萌生“作罢议”的念头。及至童学琦等人与当时在上海已经声名鹊起的宋恕联络上之后,该刊的筹备才有了实际进展。

  1897年3月12日,童学琦偕胡道南访宋恕于其上海寓内,告以创办新报的计划,并邀其来杭共事。宋恕与二人就报名、章程等事进行商榷后,于3月16日拟定报序交童学琦。[13]28日,童、胡二人正式向宋恕交送关约,聘其为新报主笔,“司删录、著述”。29日宋恕答覆仅“摄著论”,并向二人交出自己拟定的二十四条公约。[14]4月间,适逢浙江维新士人中另一重要人物章太炎因与康梁等人不和,脱离《时务报》,宋恕与童、胡又成功邀请章太炎为《经世报》主笔,才使报馆于6月间得以“赁居定局”。[15]7月《经世报》开办之后,宋恕本人虽未随童、胡来杭主事,但推荐了浙江另一位重要维新人士陈虬为《经世报》主笔。当时陈虬主办《利济学堂报》,“宗旨虽出于医”,但也有志于“变法论学”,[W用3] “推广义类,针对聋瞽”,二报合作可以达到互相推广之效。宋、章、陈三人的加盟,可以说为《经世报》之创设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经世报》的创办也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浙江巡抚廖寿丰的支持。童学琦发起创报倡议时就曾得廖寿丰幕中的吴品珩的“力赞其成”;[16]宋恕的《记应经世报馆摄著论之聘缘始》也记童学琦与胡道南将要创报时,曾“慨然请于抚浙使者”,并蒙肯准。[17]《经世报》聘请的英译瞿昂来和法译吴宗濂,[18]当时俱供职于廖寿丰辖下的杭州求是译局,[19]月领薪金五十金。因此,他们出来兼领《经世报》撰、译等职,即使不是出自当时浙江巡抚廖寿丰的授意,也应是廖所赞成默许的。且廖寿丰抚浙期间,曾大力支持创办新式学堂,而当时普遍存在学堂与报馆相辅相成的观念,如徐维则就曾说:“近来中西学堂直省均已设立,不可不各设报馆以佐之。”[20]在杭州设一《经世报》以佐求是书院,与廖寿丰创办新式学堂的利益一致。此外,《经世报》的创办还得到了在浙江士绅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蔡元培和汤寿潜的支持。蔡元培与童学琦和胡道南为同乡,他虽未受聘《经世报》,但出于乡谊,曾答应为该报提供政府部门奏文。1897年3月间,蔡元培就受胡道南委托,设法在都察院、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等部门为《经世报》抄封奏文。此后,蔡元培还数次向胡道南寄出《谕折汇存》《官书局汇报》等书籍。《经世报》开设的“皇言”栏目,有一部分内容就来自于当时在北京的蔡元培。除此之外,胡道南还向蔡元培寄数十乃至上百册新出版的《经世报》,说明蔡元培曾参与《经世报》在北京地区的发售。[21]

  至于汤寿潜,他虽在《经世报》最初筹备阶段力劝童学琦不要办报,但到该刊的创设逐渐步入正轨后,也参加到了该报的筹备工作中。他虽未列名“本馆撰译诸君名氏”,也自始至终未在《经世报》署名发表任何文章,但查宋恕与报馆总理的通信,可知他曾参与报名更改一事,并将宋恕的《自强报序》修改为《经世报序例》。[22]由此可见,汤寿潜与《经世报》创办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正是在浙江维新群体内部多方人士的合力之下,鼓吹改革维新的《经世报》于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五日(1897年8月2日)正式创刊。然而,各方人士所追求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存在着不少的分歧和矛盾。

  就创议人童、胡二人来说,他们创办《经世报》,目的是要抵制当时报纸“抑中扬西、矫枉过正”的风气。陈虬在《经世报》第1期《经世报序》谈到该报缘起,披露童、胡邀其入馆时,明确表示他们的动机是“近报勃兴,率多抑中扬西、矫枉过正。夫披其根者伤其心,恐尼山俎豆,将自此祧矣。吾子独无意乎?愿得一言以申厥恉。”

  宋恕和章太炎加盟《经世报》,则出于对广东康梁维新派的不满,希望借助《经世报》整合浙江士人力量,以与《时务报》康门力量分庭抗礼。宋、章两人都出身于古文经学派,与治学宗法今文经学派的岭南康有为等人相异,对《时务报》刊载的康门弟子的论说存有歧见。1897年7月14日,宋恕在给章太炎的信函中就希望由章担任《经世报》主笔,借此廓清康门今文经学,并表示“恕与孙君中玙、胡君中巽等大为执事不平,极望别树正旗,摧彼骄敌”。[23]章太炎虽曾一度与梁启超共事于《时务报》,但学术上与康有为始终“如冰炭”,他本人自述应聘《时务报》这段经历时也说:“余应其请……然古今文经说,余始终不能与彼合也。”[24]是年初,章太炎脱离《时务报》之事,即因地域、学术矛盾而起,[25]归杭后仍激愤难平,曾将康门比为“粤寇”,[26]并尝试撰写《新学伪经考驳议》来驳斥康有为。撰书驳康一事,后虽经谭献、孙诒让等人规劝而作罢,[27]但《经世报》显然为他整合全浙有学之士的力量与《时务报》中的康门力量相对抗,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

  除了要与康梁对抗之外,对宋恕来说,他加盟《经世报》,还牵涉他与张之洞和李鸿章两人的关系。由于早期投奔张之洞幕府与李鸿章幕府时的不同遭遇,宋恕对不重视自己的张之洞有着很大的恶感,而对李鸿章感恩戴德。宋恕在与友人书中频繁“痛议南皮”,[28]称张之洞为“民蠹”“民贼”。而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但组织公车上书拒和,与张之洞曾厕身其中的清流同声反对主和的李鸿章,还在强学会筹建过程中拒绝李鸿章而接受张之洞的资助,加之《时务报》的创办又与张之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宋恕对康有为、梁启超及《时务报》与张之洞的暧昧关系十分反感。梁启超加入《时务报》后,宋恕更到《时务报》馆内“面讽”梁“背师媚贵”,并从此与之疏远。对于《时务报》1897年6月20日刊登屠仁守抨击李鸿章幕僚严复的《驳〈辟韩〉》一文,宋恕写信指责《时务报》及其中的梁启超等人倒向张之洞,“曲说阿世”,为“大谬”,[29]有意要借《经世报》为李鸿章鸣不平。在拟定《经世报》序言准备交童学琦的前一天,他诗兴大发,说:“位卑难发烹桑请,道直甘蒙党李讥”,[30]不但大骂张之洞,还自白党于李鸿章。

  至于参与《经世报》创刊的其他浙江维新士绅,其动机亦不尽相同。汤寿潜、廖寿丰等有官方背景的人更多地视此刊为可利用的仕途进身之资。陈虬、蔡元培等人参与馆务则多是受人之托。其中,陈虬参与馆务还关涉宋恕的个人取向。《经世报》开办时,章太炎原有意请孙诒让入《经世报》馆,但宋恕出于私人好恶,在表示自己与孙“虽有戚谊,而久不通问”后,又向章太炎推荐了与自己私谊更好的陈虬。[W用4]虽然孙诒让最终并未入馆或许别有内情,但至少可以肯定陈虬为《经世报》主持笔政系由宋恕推动。[31]

  总之,《经世报》得以创刊是浙江各方维新士绅合力的结果,同时因为他们目标各异,这种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勉强为之。此中宋恕与《经世报》的关系最为典型。如前所述,宋恕的加盟是《经世报》得以创办的一个转机,但他的加盟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宋恕从一开始就不看好《经世报》,对报馆总理的邀约表现出半推半就的态度:他与童、胡二人立约时,不但以“局外人自居”、声明自己只是“权摄”主笔,还要求每月薪酬“不可书‘脩金’字样”,必须以“笔资”为名目;订约之后,复以“身兼数院教职”(崇正讲舍、安澜书院)、身体病弱、有“千顷堂印《六字课斋卑议》”事缠身为由,不赴报馆任事,这些行为显示出他从一开始就为自己的全身而退留了后路。此外,汤寿潜在该报创刊之前的“力沮”和报馆开设势已骑虎时的出手也体现了他的矛盾心态。可以说,除了童学琦、胡道南两位创议人之外,其他各方采取的都是半推半就的态度,这便在一开始就为《经世报》的夭折埋下伏笔。

  《经世报》自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五日(1897年8月2日)创刊,至同年十二月停办,共出16期。因馆内同人在变法维新这一点上意见一致,所以《经世报》的定位主要还是鼓吹变法维新,此点体现于该刊第1[W用5]期所登之《经世报序例》及该刊主体内容中。由宋恕原定《自强报序》修改而来的《经世报序例》规定了该刊体例、宗旨,在赞同宋恕原序重视时政、政论的想法之余,着重讲求学政、农政、工政、商政、物理、化学、机械。

  该报每期除“皇言”栏目外,共设十二个栏目,具体如下:“庶政”纲录有当时官员的各类奏折外,还选译西报与政务相关的文章,内容多关乎改革政务、变法维新相关;“学政”纲介绍中外人才教养之道,并录有兴立学会、筹办新式书院等书折,以资宣传;“农政”纲则录兴办农桑学堂、兴修水利、中外农务近况等相关书折;“工政”纲录中外海务、工矿、铁路等书折,其中尤重海务;“商政”纲录与中外商政及税务诸事宜、中外丝茶等货物进出口事宜及开埠便商等相关的书折;“兵政”纲介绍各国武备、新式武器、兵法及国外战事,并录本国兵政相关的书折,多倡言借鉴西洋官制及练兵之法,尤重海军;“交涉”纲则选译了大量[W用6]外交新闻,并对各国外交关系和中外交涉事宜进行分析、评议;“中外近事”纲与“交涉”内容相近,唯政治意味稍淡,除中外外交事宜入“交涉”栏外,其余与外国相关之内容悉入本条下,囊括中外新闻、各国揽胜等资讯,多为译文;“格致”纲选译西报,介绍外国化学、物理、机械等方面的最新进展[W用7];“通人著述”纲所录内容比较驳杂,言政、言教、言学、言外交者皆有之;“本馆论说”纲所录文章悉出该馆主笔、撰述之手,与“通人著述”的最大区别在于内容更专于评议政务,斟酌变法。要之,《经世报》的职责为:普及时政以推广政治常识;介绍农、工、商及物理、化学、机械等新学知识以提高读者知识素养;发表士人政论以鼓励读者议政。

  该刊在变法维新一事上的具体主张,主要体现在“通人著述”和“本馆论说”两纲所登文章上。该报全16期除围绕政治上的是否开议院、行民主和学术上的中西体用两大主题进行重点讨论外,还旁涉教育、外交、商业、国防等问题。

  其中,因政治、学术问题讨论者众多,且不同撰稿人在个人知识体系及对新知的认识上存在差异,常出现观点各异的情况。如关于议院、民主问题,虽然章太炎、陈虬、董祖寿、马用锡等人同持反对意见,但章太炎、陈虬并非反对议院制度本身:章认为“民主”与“议院”虽然是先进的制度,但并不适合当时的中国;[32]陈虬虽承认如果“培风未厚”,议员没有足够的政治素养,议院制将“祸极解体”,但他也指责反对开议院的人都是“恶喧黜聪,疲行甘刖……疾横议之乱周,而目燔书为善政”,[33]说明他也并非对议院制度不满。[34]至于董祖寿、马用锡则在根本上反对民主制度:董在《反本》一文中斥民主之说是“邪说”;[35]马用锡的《参用民权驳议》则以英、美、法等民主国家行民主制度多有弊端,而俄、德等帝制国家或“慑乎欧亚”,或“终洗法耻”,或“复耀于东”为例来说明中国积弱与“民权”无关。[36]除上述两类观点外,该报还存在在“议院之实,中国古已有之”这一认识的前提下,对在中国开设议院表示支持的观点。[37]以上三种歧见,不仅反映了当时浙江士人对议院、民主等观念的不同程度的认识,也体现了浙江维新士人在民主观念、议院制度上的分歧。

  对于当时新学旧学之争,《经世报》上也有多篇文章进行探讨。各文观点较为一致,都主张中西学并举而偏重中学,唯在学源问题上存有歧见。如该报三位主笔章太炎、宋恕、陈虬都主张中西兼采,其中章太炎和宋恕对西学中源说持批判态度。如章太炎主张“人之智慧,无东西朔南一也……闭门造车,出则轨合,以为相应相合则可矣”,但如认为西学皆源自中学,就只会助长国人虚憍自满的风气,使国人不能正确看待西学,对中国学术大不利;[38]宋恕在《墨白辨》中也驳斥了西学中源说,认为存在这样的误解都是因为受程朱理学与苏学的误导,不习古文经、不能实事求是。[39]而陈虬虽主张中西并重,却存在比较严重的西学中源思想。他虽曾对新学逐渐传播后,国人因囿于畛域之见,而出现抑中扬西和抑西扬中两派的现象进行批判,并指出中学与西学相互歧视不利于学术发展,但他在《经世报序》中说“机器制造……溯其源流,皆仅得吾周、秦诸子之绪余”;[40]在《论尊孔教以一学术》一文中为强调尊“孔教”的必要性,甚至提出声光化电、汽热重矿,不出“六艺之外”,皆根诸“中学”的观点。[41]他的另一篇文章《经世宜开讲堂说》在建议讲堂讲习的内容应中、西学并举之余,也主张要“主乎中道而辅以西艺”,流露出以中学为“道”,而以西学为“艺”的思想。[42]

  除上述三位核心人物的文章外,该报其他文章大多也持调和中西的态度:如瞿昂来的《补救篇》指出“专倾心于外洋,忘中国之大本大元,是为大奸;重中国之俗学……疾视洋人……是为大愚”,二者皆不可取,[43]并主张各国方言学馆除学习各国语言文字外,也要以经义、治事二门课程为本;[44]马用锡的《参用民权驳议》一文中提及“采新学以辟愚,援古谊以达隐”,[45]也体现出中西学并举的倾向。

  就该刊主体内容来说,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经世报》以1897年9月章太炎离馆为界,呈现出前后风格迥异的特点。在《经世报》创办的第一个月里,因受章太炎、宋恕等人的意愿影响,该刊的言论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鲜明的“与康门相竞”的倾向;至1897年9月章太炎离开,此种倾向便迅速消失。

  前期最著者即第1、2[W用8]期关于议院、民主的讨论及章太炎等筹办兴浙会的活动。为配合乃师康有为的政治改革思想,康门弟子自《时务报》开办起便呼吁“开议院”以“兴民权”。他们多认同中国贫弱在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46]如梁启超就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认为国人应“各行其固有之权”;[47]麦孟华也主张在民权与君权互不抵触的前提下伸民权;[48]欧榘甲则在《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一文中指出必须效仿欧美,给民以权,才能变法成功。而《经世报》第1期、第2期刊登的《变法箴言》《论报馆足翊政教》《平等论》等文章都提出反对设议院、行民主的主张,章太炎甚至指责这类“猝暴”之举不但会于事无补,还将拖累改革的推进,这无异与康门高唱反调。至于《兴浙会序》,系章太炎为成立兴浙会而撰写的序言。为达到“廓清康学”的目的,章太炎亟欲成立一可与《时务报》中的康门力量相对抗的组织。宋恕曾为章太炎被逐而抱不平,又有志与康门竞争,且同在《经世报》馆,自然也一度参与该组织的筹备,认为这是“廓清康学”的必要手段。[49](烦请在第6页脚注12注文后添加如下内容:“按:宋恕对浙人声誉十分在意。1900年1月28日,千余士绅聚众联名电争废立.宋恕曾因汪康年等江浙派维新人士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欣然道:‘此次首次名皆浙人,又如汪穰卿之弟贻年及章枚叔等浙中名士颇多列入,于是政府内外始有“浙中帝党”之目而忌及浙人,海外则亦因之看重浙人焉。’见宋恕:《致孙仲恺书》(1900年2月),《宋恕集》下册,第698页。)”《兴浙会序》曾讥“公车上书”为沽名钓誉之举,认为参与者应引以为耻,同时标榜刘基、于谦、王阳明、黄宗羲、张煌言等五人,以示浙人在国家危亡之际的勇气并不逊色于在《公车上书记》中大出风头的湘粤二省。可见兴浙会在其以“复兴浙江”为目标的爱国自强组织的性质外,还存有“与康门竞争”这一重诉求。

  因上述言论及活动,《经世报》刚出二期,便与《时务报》关系紧张,甚至还有它“与《时务报》为敌”的传言传出。[50]值得一提的是,两报的这种紧张关系并未持续太久。这一方面是因为报馆内部对于章太炎借《经世报》反击康门的意向并非一致认同。个中态度比较明确的是不喜门户之见的陈虬。他虽也不赞同康门弟子设议院的主张,但并未参与兴浙会,而且曾在《言权》一文中斥汉宋今古之壁垒为中国学术的恶习,更有痛心“文人相轻……同人异心,畛域坚不能破”之语。可见[W用9]陈虬对章太炎等人与康门虽同样有志于变法维新,却固守“今”“古”学派畛域之见,以至有合浙抗粤这种“同人”内部的相互攻伐感到[W用10]不满。[51]至于其他成员,虽无明确表态,但兴浙会既基于该报而立,而该报重要相关人物如总理童学琦、胡道南、摄撰述宋恕、英译瞿昂来、法译吴宗濂以及此时与《经世报》关系颇密的汤寿潜等人却都不在“兴浙会题名”之列,也可说明该报内部对此事的不认同。另一方面,原本支持章太炎反击康门的浙江维新人士也因其后续出台的《兴浙会序并章程》未能尽合他们的利益而却步。《兴浙会序并章程》系章太炎等人为兴浙会招徕会员而撰,但文中屡出“胡酋”“隐痛”“金华屠、嘉兴残”等语,还标榜要以刘基、于谦、王阳明、黄宗羲和张煌言等五公为榜样。需知“五公”之中,刘基于灭元建明功勋卓著;于谦曾组织京师保卫战,抗击蒙古;黄宗羲不但反对君主专制、宣扬民主大同,还曾募兵反清;张煌言更曾出仕南明,指挥军队坚持抗清。支持兴浙会者的本意是为壮大该会声势以争取变法维新发言权,而变法维新既然需要在政府支持下展开,那他们对触及反满“民族”这一政治敏感问题的《兴浙会序并章程》自然是避之不及。

  既然《经世报》内部主要人员多不以康门为排击对象,外部对该报与康门竞争的支持又因故消减,于是在1897年9月章太炎离开《经世报》馆后,两报关系便迅速缓和。9月中旬,甚至出现当时正任《时务报》书记的许家惺为《经世报》修改章太炎等人所拟的《兴浙会序并章程》一事。[52]

  《经世报》继章太炎出走这一变故后,还曾因《兴浙会序并章程》和宋恕、陈虬所作二篇《经世报序》而遭到读者抨击。于是,该报内容风格在此一阶段逐渐转向内敛,甚至趋向保守。自第5[W用11]期起,“本馆论说”讨论的内容便逐渐淡出政治制度的范围,而以探讨中西学关系,建议整顿学堂、开设报馆、译介西书以及提供内政外交上的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为主。即使论及政治,也多持“爱民”“得民心”之滥调,否则便是董祖寿、马用锡等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言论。第15期虽有噫时子赞成开设议院的文章,但在论述过程中却是基于议院制度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认识,将“谋及卿士、谋及庶人”等同于议院制度。[53]《经世报》之定位本是为变法维新做先期准备工作,及至该报登载内容于维新的意义锐减,其距停闭亦不远矣。

  《经世报》自1896年冬创议至1897年7月完成筹备,历时长达半年之久。然而创刊不数月,该报便面临难以维持的窘境。[54]至同年11月初,《经世报》销量剧减。[55]此后虽在江苏布政使聂缉椝和汤寿潜等人的支持下又勉强维持一月,[56]但终于丁酉腊月停刊。该刊最终出毕第16期便告停闭,而究其停刊之最直接原因,应当是财政支绌。造成财政支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经世报》第1、2期所刊登的某些文章因内容“欠妥”,曾引发一波读者的争议与指摘。[57]1897年11月2日,胡道南致书宋恕:

  迭接友人书,均以枚公《兴浙学会序》[58]欠含蓄,因之入会者少。都友[59]来书言大序及志公序,阅者亦有微词。提倡无人,致文字为诋毁所丛,可为悲愤,恃爱告之。[60]

  信中提及的三篇文章是《经世报》前期读者争议和指摘的主要对象。其中,《兴浙会序》系章太炎为兴浙会所撰之序言,该文可能“欠含蓄”的内容除了前文所述触犯时忌一条外,大致还有如下几点:其一,该文指责“公车上书”沽名钓誉,认为参与者应引以为耻,于是得罪列名公车上书名录的各省举子;其二,同情“疆臣”李鸿章,严厉批判主战派,斥责翁同龢、张之洞等“谋臣”为名位计而附和“公车上书”,于是得罪了翁同龢、张之洞等人。至于宋恕的《经世报序》,能使读者“有微词”的内容大致有二:其一,该叙称赵宋南渡以后,中原人荒,孔学只在两浙有“一线之延”,容易引起地域之间的矛盾;文中盛赞《明夷待访录》,而此书有抨击专制、反清等内容,所以也触及政治忌讳。而陈虬的《经世报序》主张西学中源说,认为西方的政、学皆“中学之绪余”;使用五行等解释天下各国运势,这在当时新学已得到一定程度传播的背景下,未免为熟谙新学者所轻。如蔡元培就曾批其“驳矣”。[61]他还在文中批判汉宋儒学,认为二学是国家穷挫的罪魁祸首,则又易引发汉宋学者的不满。此外,叙文中还有“草泽之雄,以力相角者,遂得宰制天下,私神器为家鼎”“一时佐治之臣,又类皆出于屠狗贩缯刀笔方术无赖之辈”等语,不仅触犯清廷忌讳,也得罪当朝权臣。

  上述三文既批评其他各省举子,诱发地域间的矛盾;又批判清流、“谋臣”,得罪翁同龢、张之洞等人;此外更鼓吹民族主义,抨击专制,触及政治敏感问题,并大肆标榜古旧且易引发争议的学术主张,自然不免“为诋毁所丛”。于是,不但兴浙会“因之入会者少”,[62]刊登上述三文的《经世报》也连带着受到了“提倡无人”的负面影响。

  自《兴浙会序并章程》开始连载,《经世报》就频频接到读者来信表示“欠妥”。[63]中有一信称“‘兴浙’下宜有学字,以远嫌疑”,[64]言下之意,该序已隐有政治上的反清嫌疑,故需特别强调学术特性以避嫌。前此曾有《强学报》因“孔子纪年”而被张之洞下令停刊之鉴,故《兴浙会序》被读者指为隐有反清意志后,苦心经营报馆的二位总理大为惶恐。彼时报刊维持本就不易,即使是风靡一时的《时务报》也常面临拮据局面,[65]童、胡二人历经数次波折才创办[W用12]《经世报》,所以在面临这种外界的舆论压力时很快屈服,立刻找人修订兴浙会的相应章程并与之撇清关系,以图补救。于是该报第5期便登出许家惺的《续拟兴浙学会章程》。修改后的章程放弃原章程中对国政、民族、武备的关注,声明该会“以著书劝世为第一要务”,主要活动是编印各种爱国歌、颂扬孔教歌、劝士歌、劝农歌、劝商歌、劝工歌、维新歌、戒酒歌、戒缠足歌和学童歌诀,讨论的内容也以“浙中切要兴革之事”为主题,主要包括“两浙物产土宜、民情俗尚、形势要隘、水道通塞、沙线]明暗”等地方庶政。该章程最后一节还主动划清兴浙会与《经世报》的关系,称“本会俟有端倪,即当自行开办”,《经世报》馆只是为该会代登章程而已。[66]一直到该报第15期,报馆总理胡道南仍在声明兴浙会事“本馆实未暇与闻”,[67][W用14]然而这一系列补救活动终究未能消弭原序造成的负面影响。1897年11月初,此时距章太炎的《兴浙会序》和宋恕、陈虬所作二篇《经世报序》发表已有三个月之久,报馆总理仍因上述三文而收到读者表达不满的信件。

  由此可见,上述三篇文章不但造成了《经世报》前期的读者和外界支持的流失,也对该报后期的财政状况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除去该报登载的文章内容的不良影响外,《经世报》馆内部还存在严重的人际矛盾。这一矛盾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宋恕的淡出和章太炎的离开。

  宋恕虽是童学琦、胡道南二人最早聘定的主笔人选,但直至《经世报》终刊,他都不曾来到杭州,甚至还一度在第2

  [W用15]为该报撰稿。虽然他自称因病延误,但观其病愈后所寄文章也多以书叙、会叙敷衍,可知其在第2期以后便对该报失去热情。

  究其原因,一方面应是由于宋恕与章太炎在如何对抗康门的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宋恕曾在《复章枚叔函》中表露过自己对兴浙会及其章程的设想:

  鄙意欲俟此馆既开,拟一《浙学会章程》,邀集同门雅士,公请曲园师出名领袖。倘蒙师允,即将章程登报,立总会于此馆,渐立支会于各府县城,期于大昌梨洲之学、德清之道,方能为浙人吐气……执事以为何如?学会一事可否如此开办?乞示知![68]

  上文大致有如下几个要点:其一,该会会名除体现浙江这一地域特点外,还应限以“学会”之名以强调其学术性。盖宋恕生性“畏祸”,前此对陈虬等的“布衣社”便谨慎得只参加集会而绝不列名,与人论及汪康年创中国公会之议时也曾称“立会干禁,恐有未便”,[69]

  [70]宋恕标榜“梨洲之学”的同时又十分强调“德清之道”,盖因其一方面试图借“思想上与理学经世派相近,与清政府属于同一政治营垒”[71]的俞樾来冲淡黄宗羲思想中的反清政治色彩,另一方面则希望利用俞樾的名望来招徕会员,举浙江“俞门”以对抗广东“康门”。

  而从最终刊发的《兴浙会序并章程》来看,章太炎对该会的期许与宋恕迥然不同。该会“兴浙”的具体措施分思想、学术、军事等三方面:思想上,批判浙学中的金华永嘉二派而倡导王阳明、黄宗羲思想体系中的经世实学思想及民族主义思想,主张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应重躬行践履、实地用功,将实学上升到与国计民生的高度而非仅耽于训诂、记诵、词章,学术上主张融贯中学、西学。章程不但对经史子三科之要籍作出规定,[72]

  强调成员应宗法古文经学、重视训诂实学,以同宗法今文经学的康门相抗,还指出成员应按自身资性所近,于格致诸学中择一专门研究。军事上,积极为今后的内外战争做准备。为“保护桑梓”计,强调绘制地图和习练体操的重要性,认为精密绘制舆图并熟谙地形,可以帮助国人“明战守之要”,从而在以后的战争中占据优势;同时主张仿德国“寓兵于农,文武自将”的军制,号召全民习练体操,以保证将来战争人才的供给。

  “颇不怿”,[75]所以对宋恕奉俞樾为浙学领袖、并称章程的最终发表也须得到俞樾首肯等说法大不以为然。此外,章既欲凭此反击康门,二者措置必先旗鼓相当。“康门”既非一完全学术性的团体,建设一纯学术组织自然也远远不能满足章太炎对该会的期望。将章太炎、宋恕二人对该会的设想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人虽皆主张以梨洲之学为大旗,别树一帜以对抗康门力量,但具体思路则大相径庭,所以章太炎得信后,置宋恕的建议于不顾。宋恕原自认是兴浙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而最终公布的《兴浙会序并章程》不但与他设想的大相庭径,且落款所注拟定时间在1897年6月——也就是说章太炎在他提出建议时便早已拟定好一切,却又从未向其透露,这未免使他产生被羞辱之感。更重要的是,最终刊布的《兴浙会序并章程》既坚持该组织应包含政治意味,且言辞激进,不知忌讳,更有不满李鸿章的董祖寿参与其中。[76]宋恕加入报馆之初便存观望态度,后因章太炎入馆、与他共谋“廓清康学”才转变态度,甚至终于产生要来杭州报馆的念头。[77]第2期所登《兴浙会序并章程》既宣告其愿望之落空,他对《经世报》的态度自然转冷。

  另一方面,报馆总理胡道南和童学琦让人修改宋恕所定之报名、报叙及纲目也引发了宋恕的不满。《自强报序》为宋恕所撰。盖宋恕应童、胡之聘时曾将该刊定名为“兴庶”,并撰《兴庶报小引》;后因报馆总理希望报名能更加浅显易懂,宋恕复更其名为“自强”,于是有《自强报序》。[78]

  1897年7月,该刊刊名又被人改为“经世”,[79]于是宋恕在1897年3月拟定的《自强报序》及[W用16]所列六纲二十九目便以“不切经世”的缘故被人修改,并最终以《经世报序例》的名字登在第1期《经世报》的卷首。此事在宋恕与报馆总理及章太炎的通信中曾有述及。1897年7月15日,宋恕得悉自己拟定的《自强报序》及纲目被人修改,便致函章太炎:“十二纲承示为蛰、志二公所定,未审是蛰是志?蛰、志皆浙东豪杰,然学派与弟殊异,故立例之旨与弟未能尽合。”[80]同日,又向报馆总理表示汤寿潜所改叙文“可置勿登”,自己会尽快撰写新叙代替原来“不切经世”的《自强报序》。[81]

  [83]出于这一考量,其所拟订《经世报》的体例内容应有一大部分着意于学术。而这便与汤寿潜、陈虬、童学琦及胡道南等人的主张相异。宋恕原定“文史”纲下包括谈心性之文、诂群经之文、说诸子之文、有韵之文、区中明以前史学、皇朝史学、域外史学、兼中外史学、舆地学、官制学在内的[W用17]内容被全部删去[84],新学十目中的天文学、地文学、地质学、动植学、人类学、养生学及乐学也被悉数剔除,只余农政、工政、商政、物理、化学、机械等内容。新报体例[W用18]须经总理同意。该报最终出版时,胡道南和童学琦[W用19]未遵照宋恕的意见行事,不但将汤寿潜所改叙文登在卷首第一篇,还将宋恕的《经世报序》列在陈虬所撰《经世报序》之后[W用20]。于是宋恕大不悦,在两年后回忆此事时还耿耿于怀,称该报“取名大而不通,其条目及所登之文、所译之报可笑者居十之八九”。[85]此外,读者对宋恕《经世报序》的微词以及报馆总理因此对宋恕的埋怨是造成宋恕最后淡出该报的直接原因。前录胡道南《致宋燕生书》,曾有“都友来书言大序及志公序,阅者亦有微词”等语。后来宋恕在《致饮冰子书》中说:“甫寄数首而众谤沸腾,与馆主意见日离日远,遂绝不寄”,[86]盖指此事。自此信后,宋恕仅寄一篇《西蜀拯饥刍言》及其为《朝鲜大事记》一书撰写的自序登报,此外再无文章寄送《经世报》馆。

  章太炎的离开则要从他加入《经世报》的目的说起。先有他与康门之间矛盾的激化,然后才有他应聘《经世报》及该报迅速的“赁居定局”,所以他主持该报笔政,除了另觅阵地阐发自己的维新主张,主要还有“别树正帜”以“廓清康学”这一层目的。在创报之初,报馆总理童学琦与胡道南虽然无意与《时务报》或康门竞争,但因彼时该报迟迟不能创办[W

  21],二人出于报馆利益的考量,对此尚未有太大异议。及至《兴浙会序并章程》遭到读者广泛抨击,对《经世报》馆利益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二人才对章太炎之举略有微词。[87]加之报馆内部对章太炎借《经世报》反击康门的行为并非一致认同;最初支持自己“别树正帜,摧彼骄敌”的宋恕淡出此报;馆内另一主笔陈虬与他有政见、学术等方面的分歧;[88][W用22]章太炎“廓清康学”这一目的已然无法在该报达成,遂离馆另觅门户。

  [90]而当这一竞争意向无法维持时,该刊的命运或不免回到“转机”发生之前的岌岌可危的状态。因《经世报》馆内部人际矛盾而造成的宋恕的淡出和章太炎的出走,不但使该报主持笔政者三去其二,[91]也使该报原来依仗章、宋二人之名望而拥有的影响力大大削减。加之胡道南在努力撇清与兴浙会的关系以消弭该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对选登文章的内容更加谨慎,后期文章逐渐淡出对政治的讨论,并在后续读者来信的影响下,论调益发趋于保守。该报初以推动变法维新自许,至其登载内容的水准下滑显著、对变法维新的辅助作用相应锐减,那么最初它以“变法维新”吸引的读者也就逐渐失去了购买欲望。

  由此不难看出,在经世报馆财政支绌、无以为继这一停刊的直接原因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世报》前期内容“欠妥”和报馆内部的人际矛盾。盖彼时影响报刊财政的因素有二:来自外部的支持和报纸本身的收益。其中,前者既包括财政上的“硬”支持,又涵盖宣传推广这一“软”支持;后者则涉及报纸销量、登广告[92]

  [93]该报创办的初衷固然是促进变法维新,但最终创办的主要动因则是当时有不少浙江人支持章太炎等人对广东康门力量进行压制。至最后拟定的《兴浙会序并章程》不但无法引起读者的共鸣,反而使它原来的支持者纷纷为避嫌而放弃支持,加之陈虬、宋恕二《兴浙会叙》又引发读者指摘,于是创办初期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而该报内部人际矛盾造成的人才、影响力流失以及内容水准下降则加剧了后期财政情况的恶化。

  综上所述,《经世报》得以创办,为浙江维新士人合力的结果,但《经世报》内部从一开始就充满各种张力,各方目的和态度不一。该刊创办者童学琦和胡道南的目的是抵制当时报纸“抑中扬西”的风气;主笔宋恕和章太炎则要达到借《经世报》抵制康门学术、相对《时务报》另树一帜的目的;汤寿潜、廖寿丰等有官方背景的人更多地视此刊为可利用的仕途进身之资;陈虬、蔡元培等人参与馆务则多是受托于人,忠人之事。除了童学琦、胡道南两位创议人之外,其他各方采取的都是半推半就的态度。在《经世报》发行期间,因报馆内部在改革的具体问题上出现许多意见分歧,该刊创办后就在宣传内容上矛盾重重,登载的改革言论错杂芜乱,甚至相互抵牾,以致遭受内外物议。同时,同样主张排击康门的章宋在如何对抗康门的问题上也出现严重矛盾,导致两位主笔先后离职,严重影响该报的影响力及经费,使该报失去各方支持,不得不早早关闭。《经世报》创办过程中部分浙江维新士人与广东康梁维新派之间的紧张关系及浙江维新群体内部的矛盾和不和,在在反映了戊戌期间浙江维新士人的政治局限。

  ——以杭州经世报(1897-1898)为个案再论维新报刊史》(台北《新史学》第27卷第2期,2016年6月)一文。

  “公车上书”考证补(一)》,《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杨国华:《甲午乙未之际:清流的重起和剧变》,《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2期。

  自强报序》(原名《兴庶报小引》)、《自强报公启》和《应自强报主笔之招条约》等文章。蔡元培在其日记中也曾称该报为“浙报”。见胡珠生编:《宋恕年谱》,《宋恕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05页;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

  1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年8月);宋恕:《记应经世报馆摄著论之聘缘始》,《经世报》第1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年8月);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上册,第60页。

  1901年担任《杭州白话报》主笔期间,曾被誉为“浙江新闻界之先进”;后复加入光复会,因徐锡麟安徽起义失败,在1907年与蔡元培、陶成章等同被清政府通缉。

  1983年版,第80页;宋恕:《丁酉日记》,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第938页;宋恕:《记应经世报馆摄著论之聘缘始》,《经世报》第1期《经世报》第1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年8月)。

  “赁居定局,皆月初事”时正是1897年6月(光绪二十三年五月),所以《经世报》“赁居定局”也应在1897年6月上旬(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且童学琦、胡道南曾说:“道南四月间家有要务人生不幸之遭,不克分身,始于五月廿三到馆。”这也说明6月26日,报馆已经定局。故月初应指1897年的6月初无误。参看童学琦、胡道南:《致宋燕生书》(1897年7月9日),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75-576页。

  3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下(1897年8月);童学琦、胡道南:《致宋燕生书》(1897年7月9日),《宋恕集》上册,第575-576页。

  1897年4月16日前后正式受聘于杭州求是译局,至1898年才被张之洞重金挖走。因汪康年《上浙抚廖榖似中丞书》中曾有“闻浙省去年延请翻译,吴宗濂、瞿昂来二人后闻改应香帅之聘”等语,故吴宗濂在该译局的时间应与瞿昂来同时。见汪康年:《上浙抚廖穀似中丞书》,《汪康年文集》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59页;叶瀚:《致汪康年书》,《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578页,第2598-2599页;陆懋勋:《致汪康年书》,《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147-2148页,第2149-2150页,第2150页,第2153页,第2160页。

  “如冰炭矣”。章太炎:《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文明国编《章太炎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兼谈汪梁之争的性质》(《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一文,此处不赘述。

  4册(《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1页。章太炎曾说自己在此时期也得到宋恕规诲:“非得君之规诲,异时一有蹉跌,一身不足惜,亦为浙学贻羞。”故宋恕或也在此列中。见章太炎:《致宋燕生书》,《宋恕集》上册,第573-574页。

  1899年9月23日),《宋恕集》上册,第602页;宋恕:《记应经世报馆摄著论之聘缘始》,《经世报》第1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年8月)。

  “疑恕有所不满于两君”,而章太炎迭发信件催促来杭。[见《复章枚叔函》(1897年7月14日),《宋恕集》上册,第572页。]鉴于此,有理由推断杭州报馆众人此时也正在物色其他主笔人选。章太炎在其《致宋燕生书》(1897年7月上旬)(见《宋恕集》上册,第574页。)中说“今日适得仲容来书,于廓清康学不遗余力,度君亦有同志。”结合前文对章太炎加入《经世报》馆的动机的分析,可知章太炎为《经世报》馆主持笔政即为“廓清康学”,而孙诒让既然“于廓清康学不遗余力”,章太炎自然也希望能与孙诒让合作排击康门。“度君亦有同志”在此处可以理解为章太炎在向宋恕提出孙诒让这一人选之余,为宋恕留出的余地。宋恕在回信中对“度君亦有同志”的答覆是:“中颂经学甚深,然其品评人物、谈论事理,与恕离多合少,故虽有戚谊,而久不通问。”笔者以为,如章太炎不是有意请孙诒让入馆,则此处宋恕似乎没有必要特别提出二人“离多合少,故虽有戚谊,而久不通问”“然之二君勇于办事、敢于任怨,其兴会之佳要皆远出恕辈上”。且宋恕在孙诒让之外,另外提出陈虬这一人选,而陈虬后来也果然被聘为《经世报》主笔,这似乎可以说明章、宋二人在1897年7月一来一往两通信件确实就是在互相试探主笔人选。至于宋、陈关系较宋、孙关系更为亲近也并非无迹可循:从宋恕对孙、陈二人的介绍语句中至少可以看出宋与孙诒让是“久不通问”的状态,而宋恕虽与陈虬“品评谈论多歧异”,但却在堂大舅子与陈虬“向有深怨”的情况下,与陈虬保持良好联络,以此观之,二人关系应当比宋恕与孙诒让来得更为亲近。关于孙诒让在此一时期与章太炎的交往,在孙延钊的《孙衣言孙诒让年谱》中也有一些线索。因该段记述有部分谬误,故录全文于下,以便修正:“时(丙申)宋平子与余杭章枚叔等若干人,组织‘经世实学社’于杭州。宋以《社约》示诒让,诒让取所著《札迻》《墨子间诂》《古籀拾遗》《周书斠补》四种各二部,及家刻本《永嘉丛书》十三种,亦每种各二部,邮寄宋平子转交社中,以表赞助。盖《社约》中有‘海内宏达如有以中外图籍、及近著或新译出版之书惠赠,以供本社同人研读稽览之用者’,‘亦作为本社赞助人’一条。又社办杭州《经世报》,于次年创刊出版。” (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277页。)查宋恕与章太炎初识于1897年1月19日的上海时务报馆(见宋恕:《丙申日记》,《宋恕集》下册,第938页。),而宋恕在1897年上半年内未曾离沪、章太炎则迟至1897年4月16日始自沪返杭,二人似无可能在丙申年内(亦即相识之后的1897年1月19日至2月1日之间)到杭州组织一“经世实学社”。是故年谱所载章、宋二人于杭州共同筹措的“经世实学社”,或即丁酉年开办的《经世报》馆附设之藏书机构,以便社中同人相互借抄,互通有无;而谱中所谓《社约》即该藏书机构的借阅条例,故有“海内宏达如有以中外图籍、及近著或新译出版之书惠赠,以供本社同人研读稽览之用者”“亦作为本社赞助人”等语,而宋恕寄示《社约》后,孙诒让便将其“所著《札迻》《墨子间诂》《古籀拾遗》《周书斠补》四种各二部,及家刻本《永嘉丛书》十三种,亦每种各二部,邮寄宋平子转交社中,以表赞助。”盖章太炎与孙诒让的结识应在章被逐出时务报馆后。二人来往书札虽已佚失,但犹可在1897年7月章太炎与宋恕的通信、章太炎的《瑞安孙先生哀辞》及孙延钊的《孙衣言孙诒让年谱》中窥得一二:1897年,章太炎先就撰写《新学伪经考驳议》一事向孙诒让请教。孙诒让覆书劝慰章太炎,认为不必作文反驳,同时也讥康有为乃“不胥时而落”的“狂生”,表达其对康有为的不满。章太炎于同年7月初收信后,以孙诒让为“廓清康学”的同志,向宋恕试探请孙诒让入馆一事,并覆书一封托宋恕转达孙诒让。孙诒让最终虽未入《经世报》馆,但却寄书赞助该馆。见章太炎:《瑞安孙先生哀辞》,《章太炎全集》第4册(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1页;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277页;章太炎:《致宋燕生书》(1897年7月上旬),《宋恕集》上册,第574页;宋恕:《复章枚叔函》(1897年7月14日),《宋恕集》上册,第572页。

  1897年7月14日),《宋恕集》上册,第572页。按:宋恕对浙人声誉十分在意。1900年1月28日,千余士绅聚众联名电争废立.宋恕曾因汪康年等江浙派维新人士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欣然道:“此次首次名皆浙人,又如汪穰卿之弟贻年及章枚叔等浙中名士颇多列入,于是政府内外始有‘浙中帝党’之目而忌及浙人,海外则亦因之看重浙人焉。”见宋恕:《致孙仲恺书》(1900年2月),《宋恕集》下册,第698页。

  “与贵报为敌”、“有显与《时务报》为敌之意”。见张元济:《致汪康年书》(1897年8月24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704页;张元济:《致梁启超书》(1897年9月下旬),《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713-1714页。笔者注:后函未记日期,《戊戌变法史》下引为张元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致梁启超书》,疑误。札中有“廿二日托汪怡卿带呈地图价洋银百廿元,未知收到否”等语,应与1897年10月3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八日)张元济《致汪康年书》中所说“前月廿二致颂兄一函,附图资一百二十元”为同一事。(见张元济:《致汪康年书》(1897年10月3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709页。)由此可知,该札应写在八月廿二日以后、九月初八日之前,故记为1897年9月下旬。

  1897年11月9日以前,蔡元培收胡道南寄来的新出《经世报》均以每期一百册为计,而11月9日当天,蔡元培仅收得新出《经世报》每期各五十册。至12月28日,胡道南寄报再次减半至二十五册。见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第71页、第78页、第81页。

  1897年10月15日打算联络汤寿潜,以寻找“扶翼者”[见童学琦、胡道南:《童亦韩、胡钟生来书》(1897年10月15日),《宋恕集》上册,第586页。];汤寿潜则因“有成言,不便更弦”,而在丁酉年腊月(1897年12月24日-1898年1月21日)供事于《经世报》馆,[见汤寿潜:《致汪康年函》(1898年2月18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214页。]综上可知,汤寿潜至少在《经世报》最后一期准备期间为报馆提供某种支持,而因其未在最后一期发表文章,所以这种支持,大略不出筹款、推广售数二端。江苏布政使聂缉椝曾帮助推广《经世报》的销售,见《江苏藩司聂发各属经世报并饬转颁绅董及书院士子札》,《经世报》第14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下(1897年12月)。

  2期所载《兴浙会序》,此后该报总理应读者要求将“兴浙会”更名为“兴浙学会”,故此处胡道南称该文为《兴浙学会序》。

  ”或即蔡元培。蔡元培收到胡道南寄来的第1期《经世报》后,曾在农历七月二十九日曾品评该报三位主笔的文章:“惟章炳麟枚叔所作,有理有故;若陈虬志三、宋恕燕生,驳矣。”查第1册有章太炎《变法箴言》一篇,宋恕《经世报序》一篇,陈虬《经世报序》并《论报馆足翊政教》各一篇。蔡元培在此处批陈虬、宋恕之文“驳矣”,与胡道南等人在信中所说“都友来书言大序及志公序,阅者亦有微词”正吻合。见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上册,第71页。

  “复兴浙江”与浙江士人的利益息息相关,“与康门力量竞争”又颇能笼络浙江部分不满康有为的士人,该会创办后应不乏拥护者;但事实上,不仅第3册《经世报》所登第一批兴浙会成员题名中仅有董祖寿 、连文澂及章太炎三人,后期也只新添许家惺一人列名其中。此外,关于兴浙会的记载最早见于1897年7月中旬章太炎与宋恕的来往书信中。宋恕既与章太炎同门,又同样对《时务报》怀有敌意,且支持章太炎借报组会,应当是章太炎在此一时期的重要盟友,与“兴浙会”关系匪浅,但他最终也未列名“兴浙会题名”。

  6册、第8册,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下(1897年9月)、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中(1897年9月)。

  “今此馆经营,拮据数月,至今仍有八十老翁过危桥之势。若因此再蹶,则求复起更难矣。”见叶德辉辑:《觉迷要录》第4卷,光绪三十一年刊本,第22页。

  “亦俞门之英”,并提及此人近况,似有引荐俞门弟子入馆之意。见宋恕:《又复胡、童书》(1897年7月22日),《宋恕集》上册,第576页。

  ”,“史以三史隋唐新书为最要……可以观怪”,“子以管墨为最要,至荀子则优入圣域,固仲尼后一人”。见《兴浙会章程》,《经世报》第3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月下(1897年8月)。

  ……”见董祖寿:《反本·达南平议一之一》,《经世报》第12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下(1897年11月)。

  兴庶报小引》。此据《六斋无韵文集》刊本。原稿末注:‘本馆原拟命名“兴庶”,既求浅显,改用“自强”。敬白。’”见宋恕:《自强报序》,《宋恕集》上册,第257页。

  “然拙稿亦不妥,且不切经世”,说明当时报名已经被改为“经世”,所以才需要“切经世”。见宋恕:《又复胡、童书》(1897年7月15日),《宋恕集》上册,第574-575页。

  “极望别树正旗,摧彼骄敌”。见宋恕:《复章枚叔函》(1897年7月14日),《宋恕集》上册,第572页。

  “尚无大左之处”,但他也通过强调自己与汤、陈二人“学派稍殊”,故“立例之旨”“未能尽合”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不满。此外,宋恕在后来的《致饮冰子书》中的态度也可证明这一点。他在该信中对《经世报》评价极低,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报名大不通、纲目可笑。见宋恕:《复章枚叔函》(1897年7月15日),《宋恕集》上册,第572页;宋恕:《与饮冰子书》(1899年9月23日),《宋恕集》上册,第601页。

  “殊欠妥恰”的《兴浙会序》。见胡道南:《致宋燕生书》(1897年11月2日),《宋恕集》上册,第586-587页。

  “机器制造……溯其源流,皆仅得吾周、秦诸子之绪余”;章太炎在《自定年谱》中品评戊戌人物时曾论及温州宋恕与陈黻宸“持论稍实”,而对于与他们齐名的陈虬则只字未提;此外,陈虬不喜汉宋今古之壁垒,认为这是中国学术的恶习,并曾对当时“文人相轻”“同人异心”“畛域坚不能破”的现象表示不满,所以二人在兴浙会一事上也存在矛盾。

  1896年冬创议到1897年春聘用宋恕,经历四起三落而犹未有实质进展,至章太炎返回杭州一月,便“赁居定局”,足见章太炎对此事的重要性。汤寿潜说“此灰复燃,实缘‘七发’”,也印证了章太炎是促成《经世报》创设的关键因素。

  中国历史研究进入新时代下一篇:王来特:来而不往的“互市”——德川初期中日贸易模式的构建

本文链接:http://jodiharbin.com/anhuiwubeixuetang/122.html